“地方大员”出入政治中枢的显著效用有目共睹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行用千年而不衰的“地方大员”入中枢制度，比依靠皇亲国戚荫庇于父辈血统上位要强得多。所谓“无故无新，唯贤是亲”(《淮南子》)，就是指任人唯贤，看重官员政绩才德，注重实践历练，讲求真才实学和资历经验;从而摒弃任人唯亲，看重血亲裙带关系，吹牛拍马溜须，讲求奴性愚忠而不问才德政绩的用人制度。执政大员出自地方官，不是出自宫闱温室，而是历经基层磨砺和实践锻炼，出将入相，“猛将必发于卒伍”，这在古代也是受到赞许的开明的用人制度。唐宋时代的改革家如狄仁杰、李德裕、范仲淹、王安石等，都有出任“地方大员”的经历，并且颇有政绩。

当今改革进程中的执政党，似乎加强了这种用人模式。中国的政务中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上海市委书记就一直由政治局委员担任。改革开放后，一些重要省区如广东、四川、新疆等地的第一书记也常“入局”，再加上新设直辖市重庆的市委市记也“入局”，这就使“地方大员”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占有相当比例。其状有如清朝直隶、两江总督加内阁大学士衔主政地方，既加强了中央对重要区域的领导，也密切了这些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提高了重点区域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一些省份政绩突出而年富力强的省委书记，也在换届之际选拔“入局”，这就使“地方大员”成为我国中枢主政高官的主要来源。而且，一些京官也往往外放，在“地方大员”任上历练经年，积累执政经验再调回中央，这更使“地方大员”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

我国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模式及其用人之道的显著效用有目共睹，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是“地方大员”出身，而出入政治中枢。省与县市，及县与乡之间，也采用这种人事行政模式。2009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来自基层一线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选拔链，大力选拔经过艰苦复杂环境磨练、重大斗争考验、实践证明优秀、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强调地方行政经历，特别是基层一线历练，是务实求治精神的体现，也体现了任官须体察民情、亲民爱民的要求，不能高高在上、务虚空谈瞎指挥。提拔干部讲历练讲政绩，也是为杜绝巧言令色的无能之辈以奸巧晋身，使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得以升居高位，构筑我国现代化事业的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