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料的发现，于史学研究的影响不言而喻，甚至可能会对传统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有所突破。贵州清水江文书的发现，至少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对推动史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维度：

　　一是民族史。自民国以来，中国民族史深受中国通史研究范式的影响，体例上或按历史朝代、历史分期排列书写，在各历史时期分析各族群的交往历史；或按族群分别章节，从起源叙述到演变、消亡，并讨论其各个支系的变迁。其资料来源以汉文献典籍为主。换句话说，中国民族史研究范式一方面以汉文献记载为主要素材，另一方面按照中国通史范式编撰，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体性叙事和书写。以往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范式是建立在汉文化（字）基础上的，少数民族史观、少数民族叙事方式很少在其中得到体现，少数民族史料也大多不是民族史的主体内容和依据。与此同时，无论是民族“总史”还是族别史，皆着眼于民族间的差异性。清水江苗、侗文书的发现，不仅可以将多民族置于同一社会历史世界中考察，推动民族史中多族共通、共同、共存的民族史研究——这正是当前中国民族史缺乏关注和研究的重要缺失之处——而且在民族主体性史观、叙事和书写方面均得到充分而必要的体现。

　　二是文明史。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等文明类型已得到学界甚夥且深入的研究。我国山地面积多达65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7.7%；23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中，有1500多个是山区县（市、区）；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50个主要繁衍生息于山区；山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农业人口的78%左右。据以上所列数据，是否可以断定存在“山地文明”？是什么原因除了地理学研究山地外，其他学科很少关注山地文明？毕竟，清水江文书是山地经济的产物，是山地文明的集中体现之一。以清水江文书文献资料为出发点，一方面可以解读考释文本的经济、文化因素，另一方面能考察文书背后的经济、文化活动。清水江文书的发现，既呈现山地民族对山、地的独特认知，也展示了他们对山地经济的经营及其智慧，体现出与农业、游牧和海洋等文明迥异的一套文明形态。

　　三是家庭史。就文献资料视角的中外家庭史研究来说，或以正史、方志、笔记、家谱等文本资料爬梳见长，多从“编写撰作”文本梳理家庭发展演变历史；或以少数民族婚姻习俗关系中整理家庭史，缺乏从归户性出发的大量家庭所藏文书来研究，也就是说鲜少从家庭内部“自我生成”的文书展开研究。清水江流域苗、侗家庭收藏几份、几十份，甚至几百份文书属“正常现象”，如是，对传统家庭史研究而言，这些新发现的文书补充了从家庭内部文本进行研究的视野，甚至在方法上“重写家庭史”也不无可能。

　　四是文书史。自近代甲骨文、简帛文献发现以来，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纷纷确立，尤其是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等文书材料的新发现，继之创立相关学科或研究领域，总结性的“中国文书史”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在清水江文书未大量面世以前，发现的文书以唐宋元明为主要特色和价值。清水江文书的发现，承接此前文书统续，连接清代、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书史”抑或“中国文书发现史”对中国学术发展的意义更加凸显出来。展开清水江文书的进一步研究，对全面把握“中国文书史”具有不可或缺的学术价值和学理意义。

　　五是区域史。清水江文书的发现，最基础和最根本的意义体现在区域史构建方面。一般认为，雍正四年（1726年）“开辟苗疆”之后，清水江流域才渐次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此前有关该地区的记载语焉不详，且多有讹误。大量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为我们正确了解当地的历史、社会、经济、民族等情况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多民族共生共融的社会历史文化特点，体现的是构筑和贯穿清水江流域文明发展史的历史性根基，是多民族长期磨合和共同开发的结果。继黄河、长江、珠江等流域得到广泛深入研究之后，清水江流域独特的区域史考察，因文书的发现，将可能开辟一条独具特色的研究路径。

　　六是人类学视角。同质性大，是初涉文书者的体会，甚至是对文书的一种普遍印象，以致有人主张不必搜集整理出版相似性、“重复性”如此众多的文书，从而否认（事实上是认识不足）清水江文书的重要价值和学术意义。殊不知，因为清水江文书归户性极强的特点，使治文书者可以按图索骥回到文书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回到“历史现场”，探索每份文书背后活生生的“故事”。从人类学“诗学”的角度叙写清水江流域，历史的场景、家庭（族）的兴衰、社会的结构、经济的沉浮等区域文明样态将一一呈现于人们眼前。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和年度项目“近500年清水江流域文明发展史研究”课题组成员，分别为贵州大学副教授、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