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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的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他们挺过寒冬的法宝。政府要通过税收等措施，更积极有效地引导企业不断加强技术创新。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

记者：面临多层压力，发展实体经济出路何在？政府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刘元春：企业必须适应这种趋势性的变化并进行战略性调整，而不是消极地期待全球经济在危机后重返过去的黄金时光。同时，政府也不能单纯对企业进行周期性的救助，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

赵昌文：根本出路还在于创新。企业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大研究开发投入，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通过创新降低综合成本、开拓利润空间、分散经营风险。从此前的调研报道中也不难发现，倒逼之下，企业创新的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他们挺过寒冬的法宝。从政府来说，必须要通过税收等措施，更积极有效地引导企业不断加强技术创新。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姚同欣：企业不仅要重视技术创新，还要重视管理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苹果公司的成功告诉我们，在一定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通过全球采购和营销，可以一头控制供应商、一头控制市场。这种“轻资产”的模式值得我们学习。

我国要鼓励企业创新，政府必须要打破行业壁垒，进一步优化市场秩序，还要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建立与创新型企业相匹配的金融机构，引导PE/VC（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使资金、人才等要素向有创新能力的企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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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该切实考虑降低实体经济贷款压力，把更多的利润留在实体经济里。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关键在于降低准入、打破垄断，要逐步通过利率市场化等形成银行业竞争格局

记者：不少企业反映，在利润日趋微薄的情况下，融资成本却居高不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姚同欣：房地产、金融等行业高利润一度吸引资金争相追逐，挤压了实体经济的融资空间，使得利润微薄的制造业融资成本“水涨船高”，制造业成了金融业的“打工仔”。因此，政府只有挤压部分行业的“泡沫”，才能真正促进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和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赵昌文：当前，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巨大的利润差，导致资本等生产要素向非实体经济集中。政府应通过具体有力的财税政策引导生产要素向实体经济部门积聚，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

聂孝红：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背后是我国银行业的高度垄断。目前，我国称之为银行的机构只有300多家，而美国以银行命名的机构有8500多家。我国银行业存在着高门槛、高利差的现象。2011年，在我国实体经济乏力的情况下，银行业的利润却高歌猛进。A股16家上市银行前三季度共实现净利润8128亿元，占全部2493多家上市公司1.5万亿元净利润的54%。

从短期来看，政府应该切实考虑降低实体经济贷款压力，相对调整贷款上浮比例，把更多的利润留在实体经济里。从长期来看，解决问题关键在于降低准入、打破银行业的垄断，逐步形成“大银行服务大企业、中银行服务中企业、小银行服务小企业”的行业格局。同时，要逐步通过利率市场化等形成银行业竞争格局，降低银行息差，以此倒逼银行业不断创新金融产品，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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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企业税费过重问题必须重视。中央出台的减税措施力度还可以更大一些。同时，必须推进税制改革，使我国税收收入从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向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转型

记者：调查发现，减税的确让部分企业的负担有所减轻，但“税负过重”仍是不少企业常提及的话题。进一步减税的空间有多大？

聂孝红：在部分地区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滑的背景下，不少地方税收征管趋严，还有部分地区行政收费、罚没收入等明显增加，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例提高。种种现象无疑加重了企业负担。

税费征管要防止各种人为因素导致企业税费的大幅波动，防止经济下行时政府收“过头税”。

当前情况下，企业税费过重问题必须重视。中央出台的减税措施力度还可以更大一些，目前部分针对中小企业的减税措施力度还有限。具体减税的额度也可以更明确一些，尽量减少地方政府税收征管中的弹性。

姚同欣：在减税的同时，必须推进税制改革，使我国税收收入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向以房产税、个税、遗产税等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转型。最终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间接税占我国税收的六成左右，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

降低增值税、营业税税率，增加财产税率，既可以更好地促进收入分配，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维护我国制造业的价格优势。同时，增加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更好地促进收入分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