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后现代语境中书写古人？如何在当下既不放弃现代人对神圣信仰的追求，同时又不美饰、不虚夸地写出历史的复杂性？高有鹏的《清明上河·春歌》、《清明上河·春潮》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他的历史小说模式，可称为“清明上河体”，其意义不仅仅是西方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小说，或以复调的方式强调多元思维，它更是有中国特色的小说样式——能够展示中国人的思维与文化追求的小说。

　　就知识的广博而言，高有鹏的小说是“百科全书式”的。作者为民俗学家，在历史与民俗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小说涉及的宴饮、民俗、衣饰、建筑、庙会节庆等细节构成了有意味的形式，甚至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具有明显的互文性关系。这种互文性的意义在于通过历史文本的“外位超视”来弥补个人视域盲区，体现了作家欲从当时社会全貌、从社会的枝枝节节、从一个复杂的知识网络上书写历史的思维方式。

　　高有鹏小说的另一个重要追求是探索历史的繁复性，它在形式上具有中国画散点透视的特点——在微观的层面上，它是聚焦的，带有鲜明的写实特征；就整幅画面而言，它又是“写意”的。在小说人物的塑造上，作家有意地在王安石、苏轼、欧阳修、赵顼等人物之间进行视角转换，形成了“众星捧月、众声喧哗”的复调效果。在王安石视角的叙事中，苏轼等人被叙述为改革的阻碍者或反对者，而在苏轼视角的故事中，王安石也褪尽了改革者完美的光芒，呈现出好大喜功的历史面貌。作家正是在这种看似矛盾冲突的叙事中，悉心寻找历史种种微妙的关节，有效突破了某些传统历史小说叙事的偏执。

　　这两部作品在叙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外，有一种卡尔维诺所说的“轻”的素质，一种诗性的品格。例如，当紧张的变法运动几欲开始，政治对立剑拔弩张之际，小说家却旁逸斜出地叙述了赵顼的微服私访，亲眼目睹一场极有情致的民间婚庆，它在展示上层人物所不知晓的民间文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变法者自身知识视野的缺陷，从而隐喻了变法的前景。凡此种种，在叙述历史过程中自然穿插着带有浓郁的时代风情画般的历史文化细节，就像中国画飘逸的烟霞、带有抒情意味的装饰性的线条，或者就像书法作品中的飞白，与写实的内容互相映照，构成“清明上河式”小说艺术美的整体。

　　在小说人物的塑造上，小说尝试以“内视角”的叙事方式，径直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丰富复杂的心理活动，从而使小说洋溢着澎湃的激情。因此，“情”的因素是这一小说模式另一个重要的内容。阅读中强烈的感受是，他的小说因为“内视角”的采用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客观冷静的历史叙事行为，它反而因为这种对人物心理内涵的开掘而具有诗的激情。从王安石的角度，读者能够领略到改革者的襟怀气度与雄才大略。从苏轼的角度，读者可以看到一代文豪的赤子情怀。从皇帝赵顼的角度，读者则可以看到一代君主急于改革却陷于各种力量的掣肘之中四顾茫然的悲剧性。当读者对持不同政治主张的历史人物都产生深刻的感动，进而为他们的命运唏嘘感叹之时，他们会产生探究历史真相的冲动。

　　当然，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对历史进行虚无主义的叙述和叙事形式的创新，他仍然赞赏对历史进行理性的把握。在《春潮》卷中作家借用一个夭亡婴儿赵茂之口指出，他所赞赏的改革，是一种讲究平衡或和谐的改革，一种“阴阳调和”的改革策略。作家并不倡导庸俗的利益平衡，对改革的渴望一直是他小说中澎湃有力的声音。

　　（作者为河南平顶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