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既是一种经济学说，更是一种经济政策，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出现于15—16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早期阶段。直到17世纪上半期，这个学说和政策都还在盛行，也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作用。17世纪后，这个学派遭到了自亚当 斯密以后的经济学者的批判，其政策也逐渐受到西方大国的扬弃。但是重商主义的影响却相当深远，许多国家以后的经济政策都不知不觉、或多或少带有重商主义的色彩，只是不肯承认罢了。但是，这种政策带来的不仅是正面效果，也产生了很多负面的问题。
　　作为一种经济政策，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利润是在流通中产生的，只有多卖少买、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它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英法两国在16世纪末出现了不少宣扬这种思想的著作，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政策也让这两个本来实力中等的国家成了世界上富裕而强大的帝国。
　　联想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大部分时间中，我们的政策导向和重商主义竟有那么多相似之处。
　　比如说，和重商主义一样，我们的政策导向是出口，无论农产品还是纺织品，质量好的东西先出口，质量差的留在国内，所以多年前常有出口转内销的商品，国内消费者以买到这样的产品为荣，其实这些产品不过是要么质量不过关要么是别的什么原因无法外销只能卖给国内的东西而已。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从国外买回来贴着西方国家大牌子却在中国制造的产品，原先是因为它们质量好，现在还因为它们在国外降价时卖得比国内便宜，货真价实。从这点说来，这种政策导致我们过于重视出口和国际市场，没有足够正视国内消费者和加强国内产品的监管，使得国内市场混乱，鱼目混珠，还充斥着假冒的产品。相比之下，邻国韩国和日本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同样重视出口，但是他们严格对待内销产品质量，和外销产品一样，甚至比外销还好，他们自己生产的牛肉都比美国进口牛肉上乘，卖价还高。
　　比如说，我们政策理念认为，商品生产应该服从对外贸易的需要，所以国家要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为发展对外贸易制定各种促进政策，出口可以退税，进口则要加税，以便实现经年累月入超，这点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奖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几乎完全一样。
　　为此，我们长时期实行严格的兑换外汇政策，企业赚到的外汇要结汇，需要进口货物得申请外汇指标；个人不准购汇或者只有一点点购汇指标，携带超额外汇出国甚至违法。几百年前，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曾经用最严厉的惩罚或课征重税来禁止出口金银，而苏格兰议会法律曾经重罚个人携带金银出国的行为。
　　比如说，改革开放后大部分时期中，我们追逐的是外汇储备绝对值的增加——出口一定要大于进口，而不是外汇的有效利用，更不是外汇储备和出口的合理比率，是一种简单的多多益善心态。而且我们的外汇运作一直是国家机密，人们只知道外汇存底越来越多，不知道它们都被存藏在哪里，用作什么，直到21世纪初时美国公布自己国债购买者时才能看出些蛛丝马迹。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内研究者只能从西方国债数据和西方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看到一些中国外汇储备的流向。
　　其实，这点和早期的重商主义主张几乎一样。后者要求绝对地多卖少买，为达到这个目的用行政手段控制货币的运动和流通，严禁金银输出国外，还以储藏方式而非投资方式存放金银，跟老奶奶把钱藏在炕头上的方式也差不多。晚期的重商主义开始重视货币的流通，认为只有在运动中货币才能带来更多的财富。他们灵活地认为只要出口总量大于进口总量，进而实现总量出超就可以。
　　总结这种外贸政策就是：“鼓励出口，追求外贸顺差”；“限制资金流出，追求外商直接投资”；“节约用汇、追求外汇储备积累”。
　　经过3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和外销急剧扩大，中国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超过了日本很多。当我们用美元堆砌起来的金山银山开始在世界舞台上闪闪发光时，我们的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了。
　　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卖火柴小女孩的故事催人泪下。在恶劣的环境和刺骨的寒风中，小女孩向人们兜售廉价火柴，她期待卖出更多的火柴，以便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她幻想那个烤熟后变得油光光的火鸡会自己背着刀叉向她走来。
　　就像这个小女孩一样，中国人在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以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日趋枯竭的代价，用自己勤勤恳恳的双手，以几亿衬衫才换一架波音飞机的价格向美国人出售了火柴般廉价的商品和劳务。我们比小女孩幸运些，得到了一只只火鸡并把它们储存起来以备饥荒。毕竟中国人贫穷过、饥饿过，战略储备一直都是中国人不能割舍的。然后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突然发现，自己那些火鸡价值竟在缩水，不值那么多钱了！而且所有人都想抛售手中的火鸡！
　　假如我们将自己火柴般廉价的产品留着一点点卖的话，同样多的火柴能买到比现在多得多的火鸡以备饥荒；假如我们不是把火鸡像黄金一样存着，而是把它分给家里人吃的话，至少家人能更健壮；假如我们不仅仅大量储存美国人的火鸡而且也大量储备其他资源的话，未来的生活则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