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到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时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尊重市场规律，说到底是要更加重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重视市场的作用，前提是要充分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要充分相信由利益机制、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有机构成的“看不见的手”在有效配置资源和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智慧”和“神奇功力”。对此，江泽民指出：“大量事实表明，市场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它通过竞争和价格杠杆把稀缺物资配置到能创造最好效益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带来压力和动力。”因此，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到底什么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是产能过剩、什么是产品短缺，什么该鼓励发展、什么该限制发展，应该多听市场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因为市场主体的“趋利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时滞性”，市场机制也会“失灵”，甚至产生负作用。为此，政府适度干预和政府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但是，我们必须正视在宏观调控中的“政府失灵”。比如，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而导致的“错位性失灵”，由于调控信息不充分而导致盲目决策和失当干预所导致的“信息性失灵”，由于部门利益或假公济私而造成的“寻租性失灵”，由于政府或官员感情用事、“好心办坏事”而造成的“情感性失灵”，由于政府和决策者能力不足或本领恐慌而导致的“能力性失灵”，等等。所以我们在强调政府作用不可替代的同时，也要看到政府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更不是大公无私的“圣人”。为此，必须界定政府的职能，切实把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
　　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主要应该干什么？政府应该重点扮演好“五大角色”：一是当好“保安员”。政府不仅要全力提高稳定社会秩序的能力，而且要提高保护各类财产权完整和安全的能力。二是当好“裁判员”。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经济因精彩的竞争而繁荣。然而，像精彩的球赛一样，球员精彩的球技固然重要，但要让每一个球员发挥得淋漓尽致，就必须有一个明察秋毫、公正无私的好裁判。否则，无论球员技艺多么高超，也很难打出精彩的比赛。因此，政府必须努力扮演好“裁判员”，公正裁决好“债权与债务”、“公权与私权”、“劳与资”、“内资与外资”、“国企与私企”等各种官司，避免“拉偏架”和“吹黑哨”，努力创造一个公平竞争、诚信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三是当好“指导员”。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机制作用的“滞后性”和微观主体的“狭隘性”的存在，需要政府站在全局的高度进行宏观的战略规划和产业发展指导。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来引导微观经济活动，使之尽可能符合全局和国家利益。四是当好“监管员”。市场经济是秩序经济。政府应该捍卫各种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各项法律法规，打击各种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经济犯罪，努力防范各种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五是当好“服务员”。因为市场机制和私人资本不能有效解决国防、警察、教育、道路等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充分供给的问题，所以政府应该是公共产品和基本公共服务责无旁贷的提供者。从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市场经济运行实践来看，哪里的政府重视当好“五大角色”，那里的微观经济就充满生机。
　　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的本质是要对政府和官员的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实现依法行政。因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忌讳行政权力的“滥用”。从实践来看，我国的宏观调控始终没有摆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又乱”的怪圈，虽然近年来注意采取一些比较灵活的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东西部“齐步走”、南北方“一刀切”式的行政干预未能根本改变。这种行政干预方式，不仅忽视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多种多样的基本国情，而且忽视行政干预明显效果背后的巨大交易成本和沉淀成本，所以行政干预的“后遗症”很多。宏观调控“一刀切下来”，往往砍到的是发达地区的“尾巴”和不发达地区的“头”，结果不仅使得不发达地区总是怀着“老实人吃亏”的愤愤不平，而且人为地拉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特别是每一次宏观调控都留下许多在建项目和“半拉子”工程，这不仅会导致大量的投资损失和“银行坏账”，而且为新的扩张奠定了“死灰复燃”的基础。因此，宏观调控不能只图“疗效快”而惯用“一刀切”式行政干预的“猛药”，而要“防疗养兼备”，多用经济杠杆、法律手段，做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