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公众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和“养老”问题。中国因特殊的国情、国策使得这些问题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为了让广大党政干部更深入了解这些问题的特点、根源及应对之策，我们特别采访了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先生。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及发展趋势是怎样的？推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因素有哪些？

蔡 昉：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实行了以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改革开放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方向作用，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实现了从 “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

从整体趋势看，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将持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将加快，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将趋于减缓。从2010年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预计在2010年—2020年的10年间，这个年龄的人口将减少2934万。与此同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2010年为13.3%，预计在2020年将达到17.6%。

推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主要因素，是生育率从很高的水平，在短期内降到很低的水平，随后长期处于这个低生育水平上。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总和生育率（即妇女终身生育的平均孩子数）多年以来即为1.4，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毋庸置疑，中国已经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特点与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何特殊性？

蔡 昉：迄今为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创造了高储蓄率的条件，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按照我们的估算，人口抚养比（即少儿和老年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的下降，对1982年—2000年期间人均GDP的增长，作出了26.8%的贡献。但这个“人口红利”正在减少。“人口红利期”也可以叫做“人口机会窗口”，通常用人口抚养比结束其下降趋势的时间来表示，抚养比的计算定义是：把16岁以前和65岁以后的依赖型人口做分子，把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做分母，计算两者的比率。我们看一看中国的特殊性何在？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遇到我国今天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情况，“二元经济”最显著特征即劳动力无限供给开始消失，发展经济学家把这个变化叫做“刘易斯转折点”。韩国则是在1970年前后迎来这样的转折点。

假设我们今天遇到了这样的转折点（我更倾向于认为发生在2004年），来跟其他亚洲国家就“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做比较。首先，日本人口红利消失是1990年之后，人口抚养比随后开始上升。其次，韩国在2013年几乎和中国一起，人口窗口关闭，或者说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然后迅速失去人口红利。泰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时间，也和我国几乎是重合的。但是我们目前人均收入水平距离日本1990年的水平以及韩国目前的水平，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2010年我国人均GDP只是韩国的25%，甚至也低于泰国的水平。最后，再看一看比我们收入水平低的印度、越南，他们还有若干年人口红利可以收获。总之，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在我们前面还是在我们后面的国家，都可能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或者在资本和技术上，或者在劳动力上，但是我们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太早了，新的比较优势窗口尚未开启。

按照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后者效果为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使得中国的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经历的老龄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问题，构成特殊的政策挑战。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