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党政干部论坛》：针对“未富先老”的困境中要“富”的方面，有何具体的政策建议？

蔡 昉：目前政策选择最重要的立足点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延长既有比较优势、避免休克式调整的前提下，进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正确轨道。具体来说：

一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一方面，在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比较优势的变化，外需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伴随着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本来可以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但是，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复苏缓慢，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也趋于降低主要进口国家的需求，美国“无就业复苏”及保护主义抬头，也将抑制中国出口的增长。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着过于紧迫的调整任务。既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要求，也为了应对这个特殊的国际经济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只有转向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才可能实现再平衡，获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内需与目前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资源禀赋仍然是适应的，这样使产业结构调整不至于采取休克的方式或过于剧烈，从而可以避免出现比较优势真空的状态。内需扩大可以继续利用现有产能，为产业结构调整赢得时间。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分类，按照购买力评价，中国日均消费在2～20美元的“中等收入者”人口占比为66%，消费总额占79.2%。这个特征显示，占总人口比重很大的中等收入者仍然是一个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与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乃至出口结构的层次，即相对低端的消费品制造业，是比较适应的。同时，由于他们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较大，随着这个群体的继续扩大，其消费需求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支撑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

二是实现产业的区域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东部地区逐渐丧失的同时，可以通过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延续。因为我们国家大，在一个地区出现了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情况，其他地区可能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劳动力低廉。虽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中、东、西三类地区之间工资水平相差不多，但是在沿海地区这个工资水平人家不去了，而在中西部还有足够的吸引力。因此，通过产业转移可以延长我们的比较优势。此外，中国到目前为止，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中更多的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不是微观的技术效率。如果形成这个雁阵模型，就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为此，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政策选择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政府应该推动这些地区的体制改革，使其依靠比较优势保持长期可持续的经济赶超，而不是单纯加大投资和给予补贴。目前，在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中，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程度迅速提高的趋势值得警惕。2000年—2007年期间，东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年平均增长率为4.2%，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9.2%和8.1%。在2007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已经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0.1%和25.9%。

三是充分认识中等收入阶段的资源禀赋特征，避免全面的技术赶超。科技发展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固然应该在那些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小的前沿技术领域，实现跨越式的赶超。特别是，要利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总量庞大的市场潜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科技方面取得突破。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上的资源禀赋特征，充分利用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通过适用性技术创新以及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技术，继续获得后发优势。目前，占企业数98%以上的中小企业，占有和筹集的研发资金比重过小，而且逐年有所降低，不利于适用性技术创新的展开。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现状和趋势，如何从制度方面妥善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延迟退休年龄是应对的有效措施吗？

蔡 昉：目前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高达9.8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还很大。劳动力数量不足对中国经济的制约，虽然将来会表现出来，目前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进行政策调整以应对挑战。提高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改善劳动条件和劳动关系，创造将来延缓退休的条件，都有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例如，可以创造条件延长人口红利期，包括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清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等等。我们还可以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当然，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前提下，生育政策也是要完善和调整的。但是，人口老龄化趋势终究是不能逆转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哪个国家能够靠鼓励生育的政策，成功地提高了生育水平。因此，出路是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快解决“未富”的问题，以应对“先老”的问题。长期来看，延缓退休确是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的途径，也有利于缓解养老金不足问题。发达国家大都是这样做的。然而，我国国情有所不同。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30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3年，到60岁只有6.1年。临近退休年龄劳动者更新技能的能力不足，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变化。如果这时不能退休，就意味着面临就业困难和失业风险。可见，至少就我国目前而言，单纯提高退休年龄并不是提高老年劳动参与率的有效办法。应该选择一个有差别和自由选择的退休年龄制度，在近期内主要着眼于提高实际退休年龄而不是法定退休年龄。应该通过立法和严格执法、发展教育和培训，更好更有力度地建设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

虽然未来老年人占的比重比较高了，其实还可以发掘出新的人口红利，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其实这也是人口红利的重要涵义。因为它来自于人口，人口老龄化了以后人们其实就会未雨绸缪，为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做准备。如果社会保障制度是安全的、吸引人的，同时又是积累型的——所谓积累型的不是说今天的人缴纳了社会保险同时就支付给今天退休的人，而是说每个人不仅支付给当前，还给自己的未来进行积累。如果是这样的养老保障制度，仍然可以保持高的储蓄率。按照这个思路完善养老保险制度，要求尽快把个人账户做实。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