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信任缺失的社会文化根源

导致当前社会信任缺失的社会文化根源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既有我们自身社会转型带来的变迁，也有全球化时代下多元文化的冲击。

（一）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变革

从影响当前社会信任的角度来讲，社会转型至少在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以及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上对于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社会转型带来了新的社会生活逻辑，彻底改变了社会群体以及个人的社会生活行为的选择。在计划体制下，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是以再分配的过程组织起来的。这一再分配的过程从上而下，并且由单位、居民委员会等组织结构严格控制定量配给，而人民公社制度基本上也是计划体制在农村的延伸。因此，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没有太多的自由与自主性，其社会生活的逻辑是“等待”--等着得到自己能够被计划所设定的分配份额。

由于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关系，体制安排下的合作关系在意识形态的辅助下使得人们可以相互信任、团结协作。应当看到，这样建立起的社会信任既包含了人们相互间的个人信任，也包含了个人对于体制的深刻信任。

但是，这样的社会生活逻辑在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逐步瓦解了。在市场机制下，社会经济生活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来组织完成，个人获取资源的途径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坐而等之，而是需要进入市场，并参与竞争。在市场竞争当中，优胜劣汰成为了评判的标准。因此，市场机制下的社会生活逻辑是“竞争与争夺”。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样的争夺当中，既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也有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同时还有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利益争夺。

由于市场竞争充满了利益争夺，成功与失败之间往往是一条冷血残酷的鸿沟，个人信任在市场机制下难以得到持续的支撑。因此，由各项制度或是共同利益维系的契约性信任才是市场机制下的信任体系。在建立各项有效制度的社会转型之初，各个群体间通常要经过一个博弈争夺的过程，以期获得对己最为有利的结果。因此，此时社会信任与合作制度建立过程较为复杂与困难，通常也是最为混乱与无序的时期。

正是由于社会生活逻辑的变化，使得社会群体间的信任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前市场机制下的社会信任制度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

第二，社会转型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来计划体制下的单位制度逐渐降低了其对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影响，更多的社会成员生活在单位之外，与此同时单位的结构性组织功能几乎全部消解（在农村则是与城市单位制度相当的组织农民生活与生产的人民公社与生产小组等制度）。从根本上讲，单位制度是国家政权在社会领域的渗透。当这一制度退出社会生活之后，原有的由单位组织起来的社会成员成为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从社会的层面上看，社会结构失去了中层组织，社会群体组织失去了结构支撑。因此，转型时期的整个社会组织结构走向了重建的过程。

从理论上讲，原有的单位制度占据了能够承上启下连接国家政权与个人的社会中层的位置。这一中层的位置十分重要，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宗法家族制度到托克维尔观察到的西方社会的自愿组织，都是在这个高于个人并将个体利益集结起来与国家博弈的层次上。

事实上，社会中间组织是社会信任产生并扩展的重要结构性基础。在中层组织内部，人们有着共同的身份认同与利益诉求，因此有着天然的群体信任；在中层组织与国家政权或是其他组织相连接的外部，则是通过相关的制度安排以及在制度安排之内的沟通博弈形成了制度性信任体系。当前的社会结构框架缺乏中层组织的生长机会，也就使得支撑社会信任产生的社会结构难以在单位退出之后尽快建立起来。因此，社会转型在消解原有的社会中层结构的同时，并没有带来支撑社会信任重构的社会中层组织的重建。

（二）全球化时代下后现代文化的冲击

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社会以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作为其基本的经济社会组织形式。而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后工业社会基本的经济社会组织形式则变成了消费；它成为了引领生产的动力，也是创造新需求的源泉，同时也生成消费品味，制造社会阶层分化，形成新的社会结构。

大规模的生产活动需要各方共同合作才能完成，因此参与其中的人们构成了一种机械性的协作关系。当前的后工业时代消解了原有的有助于产生团结合作信任关系的以大规模生产为组织方式的文化基础，形成了强调多元价值观并与消费行为紧密结合的后现代文化。而后工业社会的消费行为更多的是一个私人化或者小群体的过程，强调多元价值观以及对于个体的尊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后现代文化开始席卷整个世界，也对当前的中国社会重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多元价值观的基础在于人们的利益结构的多元以及社会结构组织方式的多元，表现出来的还包括人们行为方式的多元。这样的多元化背景下，个人主义的倾向强烈，群体身份认同薄弱，形成团结协作的社会文化基础则明显不足。

其次，后现代文化的概念已经被极大地拓展，渗入到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来看，文化渗入最为显著的表现是与消费融合而导致的消费主义的盛行。与此同时，文化的大众化使得以往局限于社会上层的文化活动见诸于街头巷尾。进入日常领域的后现代文化的最重要的基本形式是戏谑性的模仿，而首当其冲的反讽对象则包含了大众不满的现状以及人们心目中维护现状的权威。前面提到的对于政府与官员的戏谑贬损文化就是一个极为恰当的写照。

因此，蔑视权威、颠覆秩序以及违反规则成为了流行的观念。这样的社会行为的价值取向难以产生共识的凝聚与身份的认同，当然也就难以产生社会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