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我国。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到20世纪中期，我国仅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和组织建设等一系列艰难任务。经过几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和理论家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高质量的经典著作编译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也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

丰硕成果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全译本。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进入有领导、有计划的时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党先后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数十种重要著作。1938年，党中央在延安成立马列学院，下设编译部，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机构。短短几年时间，马列学院编译部相继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部、《列宁选集》18卷、《斯大林选集》5卷以及一些单行本和专题文集，全党上下掀起了阅读、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热潮。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公开出版的马列著作中译本已达530多种。

1949年，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和《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先后成立，成为系统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机构。1953年，这两个机构正式合并成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其职能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从此，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几代翻译家和理论家的无私奉献和辛勤工作，我国经典著作翻译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斯大林全集》中文版1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和第二版各4卷、《列宁选集》第一至三版各4卷、《斯大林文选》上下卷和《斯大林选集》上下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21卷（预计出版70卷）、《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22种，以及大量的单行本和专题文集。进入新世纪，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又编译出版了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成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标志性成果。

鲜明特点

总体而言，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文本系统完整。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始文献的占有方面，我国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德国、列宁的故乡俄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相比并不占优势，但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方面毫不逊色。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民主德国与我国差不多同时启动编译出版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的工作，并且都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划分卷次，但德文版只出版了正卷39卷和补卷4卷共43卷，而我国中文版则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正卷39卷和补卷11卷共50卷。再如，1984至1990年我国编译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各种列宁著作版本中收载文献最丰富的版本。这部全集总计60卷，加上依据近年来新发现的文献编译的《列宁全集补遗》两卷，共收载列宁文献9000多件，比《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还多7卷，文献总量也大大超过了俄文第五版。

思想理论观点全面可靠。我国在经典著作编译工作中，十分重视对经典作家的思想进行全面准确的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问题，而且要准确、权威，因为这些著作中的理论判断、逻辑思路、概念术语关系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关系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战略和策略。这就要求编译者必须通晓经典作家的理论及其形成与发展历程，通过翻译确切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努力使读者阅读译本就像阅读原著一样。中央编译局一直强调对翻译文本思想内涵的全面和准确把握，始终坚持翻译与研究并重。这就保证了编译成果能够全面、准确、系统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理论立场等。

形式丰富多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和学习人群涵盖了社会各个方面，既有党员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也有大学师生和普通群众。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和不同特点，我国编译出版了不同种类的经典著作读本和学习材料。其中既包括全集、选集、文集这类成套、系统的著作，也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单行本，还有《马克思恩格斯论道德》、《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马克思恩格斯论法》等专题文集，以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学习导读》等干部学习辅导读物，《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列宁画传》、《图说资本论》等大众普及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