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曾经有过一个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一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党、全国范围的讨论，影响深远，至今余波犹在。改革刚刚开始，为什么会开展起这样的一个理论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的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这需要从头说起。
　　党的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的高潮正在兴起，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是，对于这样的社会变革，全党和全国上下的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人们的思想深受禁锢，改革开放步履维艰。因此，这就需要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当然，解放思想这样的事情，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冲破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束缚。
　　那么，当时思想的阻力主要来自哪里呢？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当时党中央领导人提出的所谓“两个凡是”的口号，即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从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来看，这很显然站不住脚，因为如果按照这两句话去办，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错误政策，都不能改变了，许多明显的冤假错案，谁也不敢去触动了，当然，改革开放的步子也就迈不开了。这就是说，“两个凡是”严重地束缚着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所以，突破“两个凡是”，已经成为思想解放的前提。
　　那么，究竟怎么样才能突破“两个凡是”呢？一个关键，就是对包括“两个凡是”在内，明确地分清是非，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而要这样做，就必须确立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对于具有基本理论素养的人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即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现在的青年人会问：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既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常识，为什么还要搞全党、全国的大讨论呢？很显然，因为它针对着“两个凡是”，这就不是个简单的认识论问题了，而是涉及一部分人的利害关系了。因此，就使这个本来是认识论的常识性问题，带有了尖锐的政治性质。于是，“检验真理标准”这个认识论问题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复杂，有的人竟然上纲上线，从而使那些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有点心有余悸了。
　　比如说，有的人问：难道对毛主席的决策和指示，也要用实践去检验吗？这不是要砍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吗？这明显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而并不是个单纯的认识论问题了，这样，许多人就不敢去碰它了；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所谓“解放思想”也就实际上可能成为一句空话，改革开放也就寸步难行了。所以，在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上，就必然会引起不同观点的尖锐争论。经过新中国建国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这个基本的认识论问题上，大多数人自然是会有自己的正确看法的，再加上改革开放潮流的越来越强大，于是，人们在“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就越来越明朗了。
　　不过，政治问题解决了，还不能说理论上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因为，对有些人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可以接受，但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会提出一些疑问了：难道“中央文件”（包括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的提法，不可以作为衡量我们言论对错的标准吗？是的，在一定的场合下，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在一定的时期里，那些明显违背“中央文件”精神的言行，可以说是错误的。但是，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因为它们与“中央文件”中的提法不一致，才说这些言行不正确，而归根到底是由于这些言行不符合客观实际。这就是说，“中央文件”中的提法，只能是衡量人们言行对错的参照物，而不是检验这些言行的正确性的标准；而且，说到底，“中央文件”中提法的对错，也还有一个被检验的问题。
　　难道“逻辑证明”的方法，不能检验我们言论的对错吗？是的，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讲话、文章违背通常的逻辑规律，矛盾百出，那就不能说它是正确的。所以，逻辑证明也是检验我们言论对错的一种有效方法。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只是从它是不是符合逻辑这个角度，来证明它的对错，至于它其中的思想观点，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逻辑证明”的方法就解决不了了。
　　那么，为什么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因为实践是人的一种能动的活动，它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它能够使主观见之于客观，使人的精神见之于实际，把人的思想与客观现实联系起来，从而证明人的认识究竟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这个作用，是其他任何方法都代替不了的。所以，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陈云说过：“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有些人对这句话不理解，认为有些绝对了。实际上，他的这句话的本意是：不能把书上的话，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不能把上级领导人（包括中央文件）的话，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只能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历了时代风雨的考验，实践已经证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是一个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