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數據治理的三個重要內涵【3】

　　分析數據，實現精准監管

　　以非法集資為例，公安部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非法集資新發案數量近6000起，涉案金額近2500億元，參與集資人數逾150萬人﹔2016年一季度，立案數達2300余起。非法集資一直是各地工商部門的重點治理任務，但一直以來，苦於“成本高昂”整治工作開展難度極大。原因一是違規企業以各種名目掩飾違法行為，政府企業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二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以及行政審批等制度的深化改革，注冊企業數目增長較快，數量龐大，管理成本過高﹔三是隨著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不少企業打著互聯網創新的口號進行非法集資﹔四是非法集資一般是由合法轉向非法，因此，有關部門介入時間不宜過早，避免損害投資者利益﹔更不宜過晚，以切實保護投資者權益。

　　整治非法集資在傳統的管理方式下，難度較高。而借助大數據，可以精准識別、提前檢測和預警。2015年5月，北京市金融局推出“打擊非法集資檢測預警平台”，通過大數據採集、分析技術，全天候無縫隙地對非法集資活動進行監測預警。這一監測預警平台的主要任務有兩點：首先，採集信息。相關數據來源包括公司信息、關聯企業、項目特征、收益情況、技術保障、擔保保障等。其次，經過數據處理，得出非法集資風險指數，根據指數高低，決定該企業的處理方式，如公安部門直接介入或者監管部門暫時密切關注等。除了北京模式，不少地方採取“利用大數據初次排查后，進行精准檢查”的兩步走模式。通過匯總分析大量數據以及指標計算比對，在數以百萬的企業中篩選出“高度疑似”的企業，並進一步檢查這些數目遠少於篩選前的企業。利用大數據技術從海量數據中快速鎖定目標，實現精准監管，降低監管成本，提升監管效率。

　　揭示關聯，增強精准決策

　　近年來，一些地區頻現“短命政策”，大部分源於有些領導干部“想當然”“拍腦袋”，忽視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嚴重影響了公共政策的權威性、有效性和政府公信力。而借助大數據，則可實現精准決策。

　　體現民意，保障決策民主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應堅持從公共利益出發”是政府和公眾穩定的價值認同，中國有13.68億人口，如何在低成本、可操作的前提下，獲取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表達一直是社會的重要議題。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信息獲取以及參與公共領域討論的“低門檻”，促成“人人都有麥克風”，個人的情感宣泄和意見表達成為網絡參與的獨特風景，海量的數據得以產生，其不僅以單向形式傳遞給政府，促使政府“按需制策”，更以交互的方式形成一場場“網絡狂歡”，倒逼政府“受壓減策”。

　　探究關聯，保障決策科學性。大數據心理學認為：“樣本即總體”“個性即規律”“數據即行為”。因此，大數據的核心功能不在於“海量”，而在於“海量”數據下，研究數據間關聯的可能性。比如公安信息系統通過對幾十年的犯罪行為進行研究，得出哪些地段、哪個時間段更容易產生哪種類型的犯罪，依次重新部署警力，達到相對精准決策。

　　智慧治理：各地提升公共政策預見性的實踐探索

　　大數據時代為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帶來巨大機遇，政府可以運用數據挖掘技術將這些分散的、模糊的小概率事件有序地關聯起來，了解社情民意，進行風險預測，制定或修改政策，提高治理效率和效益。

　　分析社情民意，探究政府治理現狀

　　在大數據技術的支撐下，政府可以把握社情民意是什麼、如何產生、將來還會發生什麼，甚至使自動化決策輸出成為可能。可以說，掌握海量的社會輿情數據的收集、分析、處理能力與技術，即擁有了掌握政府治理的歷史與現狀的優勢。

　　在大數據時代的背景下，各地紛紛展開試驗。2014年10月，惠州市提出要運用現代信息技術等手段，深度整合網絡問政、“惠民在線”論壇、“向書記說說心裡話”等平台資源，建立“惠州社情民意信息庫”﹔2015年3月，佛山市南海區打造工會移動APP服務平台，收集基層工會和職工關心的熱點話題﹔2016年2月，廣西壯族自治區提出要運用信訪大數據，開展社情民意綜合分析﹔2016年5月，山東省政協聯合濟南市12345市民服務熱線和IT企業共建社情民意大數據共享和分析平台，嘗試用大數據技術來關注民生、分析民意、研究熱點﹔等等。根據地方政府經驗，現將通用的手段和程序歸納整理為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