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共產黨人守紀律講規矩的表率
趙煒
周總理平時和鄧大姐聊天范圍很廣，但卻從不會談到一些沒公開的機密事件，尤其是那些周總理認為鄧大姐不該知道的事情。記得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周總理交代主管項目的負責同志說：“這次試驗，參加的全體技術工程人員要注意絕對保守國家機密，試驗的種種情況不能告訴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親屬和親友，這是紀律。”周總理還當即表態說：“鄧穎超同志是我的愛人，中央委員，但這件事同她的工作沒關系，我也沒有必要對她說。”主管同志到試驗現場后，向大家傳達了周總理的講話內容，要求大家嚴守保密紀律。由於周總理有言在先，反復強調要嚴守黨的紀律，並且以身作則，所以，在原子彈爆炸前，沒有發生泄密的事情，也沒有任何消息透露出去。
后來，我有一次和鄧大姐又聊起這件事，說周總理的紀律觀念真強，並且總是能夠帶頭遵守紀律。鄧大姐說：“嗨，那算什麼，當年南昌起義時生離死別，他走前都沒跟我露一個字。”鄧大姐提到的南昌起義，發生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這年7月，黨中央派周總理到南昌領導武裝起義。接受任務后，周總理一直沒有告訴鄧大姐要去南昌的事，直到走之前的那個晚上，他才對鄧大姐說：“今晚要動身去九江。”至於去九江做什麼，什麼時候回來，周總理都沒有講。鄧大姐也沒有問。他們在無言中緊緊地握手告別。
后來，鄧大姐看了國民黨的報紙，才知道發生了南昌起義。鄧大姐對我說：“恩來同志當然知道這次行動的性質，在那樣的白色恐怖歲月裡，每次生離都意味著可能就是死別呀。但是黨的紀律不允許他透露一點信息，他就嚴格按照黨的紀律的要求，一個字都不透露。”聽完鄧大姐的一番話，我很受教育，也很感動。
周總理和鄧大姐在相處中確實像鄧大姐所說的那樣，常常是互相提醒，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嚴格遵守黨的紀律，遵守黨的規矩。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黨的紀律和各項規章制度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他們在黨的“紀律”和黨的“規矩”面前，仍然毫不動搖地堅守黨性原則。有一次，周總理出去開會，一天一夜沒有回來。在周總理回來之前，街上的大字報和所傳的小道消息裡，已經透露了有關會議的內容。周總理回來后，鄧大姐就問他有沒有這件事。周總理聽后馬上反問：你怎麼知道的？聽誰說的？看到周總理這麼認真地追問，鄧大姐就開玩笑地說：你參加會議，你有你的渠道，我有我的渠道，我聯系群眾，我也有我的“義務情報員”哩。聽鄧大姐這麼一說，周總理也就沒有再追問下去。大家可以想想，在那個混亂的年代，有什麼機密可言啊，但是，就像鄧大姐所說的“恩來同志仍然是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有很多人來看望鄧大姐，談到一些事情，鄧大姐很吃驚地說：不知道啊。對方也很吃驚，問鄧大姐：周總理知道的事，你怎麼能不知道呢？鄧大姐說：不要以為恩來同志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不該我知道的事情，他是從來不說的。
我曾經問過鄧大姐，為什麼你們能做得這麼好？她說：“作為黨員，恩來同志和我始終遵守著黨的教導：不應該說的事，不要說﹔不應該問的事，不要問﹔不應該看的文件，不要看，這是黨的利益的需要。”“黨的紀律對於每一個黨員來說都絕無例外。越是負責的黨員，越應該以身作則，越應該自覺遵守紀律。”
這就是周總理，他不愧是共產黨人中守紀律、講規矩的表率。
(作者為全國政協原副秘書長、周恩來鄧穎超秘書)(摘自《黨的文獻》2015年第2期)
來源：《紅旗文摘》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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