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自知找不到1895年這一“關鍵日期”之前日本或琉球國擁有釣魚島的任何法理與事實根據。於是，長期以來日本政府隻好通過國際法學者對已被歪曲的事實和文獻進行片面解釋。近年來，日本政府又格外注重利用日本學者、記者、右翼團體等，千方百計搜尋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所有相關地圖和文獻，以証明所謂中國曾承認釣魚島屬於日本。日本政府網站公布的就是這些調查活動的結果。然而，這一切都是徒勞的，以下僅舉幾例說明。
一、日本外務省稱，“1920年5月，當時的中華民國駐長崎領事就福建省漁民在尖閣諸島遇險一事發出的感謝信中，就有‘日本帝國沖繩縣八重山郡尖閣列島’的記述”。日方認為，這是中國承認釣魚島屬於日本的鐵証。然而，以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期史料為証的做法，顯然犯了時空倒錯的錯誤。
這封“感謝狀”是中華民國九年（1920年）五月二十日，中華民國駐長崎領事馮冕頒發給“日本帝國八重山郡石垣村顧玉代氏孫伴君”的，其中提到，“中華民國八年福建省惠安縣漁民郭和順等31人遭風遇難漂泊至日本帝國沖繩縣八重山郡尖閣列島內和洋島”。於是，日方一些人便認為，這是所謂中國“承認過尖閣列島是日本領土最有力的証據”。
然而，這封“感謝狀”上所寫的“尖閣列島內和洋島”究竟是哪個島嶼，令人不知所雲。因為中日兩國都沒有把釣魚島視為“和洋島”的先例。即便按日方的說法，也沒有“和洋島”這個島名。日本曾將中國的釣魚島改稱“魚釣島”“和平山”，但從來沒有使用過所謂“和洋島”。 因此，這封“感謝狀”所承載信息的真偽仍值得考証。這裡且不論這份史料的真偽如何，人們隻要對歷史事實稍加分析便會得出一個結論：這份所謂“感謝狀”是根本不足為據的。這是因為，早在1895年日本便通過不平等的《馬關條約》霸佔了中國的台灣省，並在此前先行竊取了釣魚島，而釣魚島又是台灣的附屬島嶼，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所以，在這期間所謂“感謝狀”中的表述，根本不能用來証明釣魚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期的這類所謂“証據”其實都不足為據。
二、日本官方的所謂証據之一是，1958年中國發行的《世界地圖集》（1960年進行第二次印刷）中“將尖閣諸島作為沖繩縣的一部分”，直到1972年中方才修改了地圖。事實並非如此，日本自欺欺人隻會弄巧成拙。
這種以偏概全的做法根本不能成立。新中國成立后，在20世紀50年代曾經出版過多種版本的世界地圖集。例如，1953年中國地圖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界分國圖》中，日本版圖不包括琉球群島，更不用說釣魚島。這反映了當時國際社會對戰后日本版圖的一種認知。日方提及的中國大陸1958年發行的《世界地圖集》在日本版圖內出現“尖閣諸島”，但忽視了該版地圖集的扉頁上已注明：“中國部分國界根據抗日戰爭前申報地圖繪制”或“中國部分國界根據解放前申報地圖繪制”。《申報》是上海的一家歷史悠久的報紙，曾在1885年9月披露日本有人企圖佔領台灣東北部島嶼，即釣魚島的動向。但是，1941年日軍侵佔上海后接管了《申報》。因此，當年《申報》出版的日本地圖也會援引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期的島名和管轄范圍劃分。1958年出版的該地圖集雖然把台灣本島排除在日本版圖之外，但所繪制的日本版圖則難免受到抗戰勝利前《申報》地圖的影響。對此，當時中國的地圖繪制者特意在扉頁上加以了說明，恰恰反映出了一種有所保留的態度。因此，這些地圖顯然不能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立場。
必須指出的是，日本外務省網站把1958年中國出版的地圖與1972年出版的地圖放在一處對比，以証明中國由於20世紀70年代發現石油才主張擁有釣魚島主權。這純屬捏造。因為早在1956年中國地圖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分國圖》中，日本版圖部分就沒有釣魚島或所謂“尖閣諸島”，這些島嶼被特意畫在琉球群島范圍之外。該地圖封皮背面注明：“本圖上中國國界線系按照我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繪制。”從其出版的時間看，該地圖早於上述1958年的地圖，足以說明早在1956年以前中國已意識到日本版圖或沖繩縣內不包括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日方僅以1958年中國發行的地圖為依據判斷中國政府關於釣魚島的立場，根本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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