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傳世家訓的權威性、實踐性和普適性

前幾年，開始注重修身養性的實踐，並搜羅和閱讀了一些歷史上比較著名的家訓以及名人家教和家書類的書籍。家訓如《顏氏家訓》（南北朝，顏之推）、《朱子家訓》（明末清初，朱柏廬）、《了凡四訓》和《訓兒俗說》（明代，袁了凡）等等﹔家書如《鄭板橋家書》、《曾國藩家書》和《傅雷家書》。另外，如《庭幃雜錄》（明代，袁氏兄弟）、《菜根譚》（明代，洪應明）和《傳家寶》（清代，石成金）等一些涉及到家教、修身的故事以及格言的書籍。

而這些傳世於后的東西，由於其寫作和刊播的時代不一﹔文本的體裁（體例）各異﹔作者的身份和人生經歷的差異﹔作者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和的價值觀不盡相同，所以它們對當時的社會以及后世的影響力也有所不同。那麼，我們究竟來衡量某一篇家訓（包括一部書）的質量（其思想性），也就是其歷史意義和社會影響力呢？

竊以為，應該根據其權威性、實踐性和普適性這幾個方面來分析與研判。本文試圖以袁了凡及其嘉善袁氏家風和家訓為例，對名人家教和家訓著作的思想性特點，作一番分析和探討，從而使傳統文化和思想道德方面的本土資源，得以更好、更廣泛的開發和利用，為當今構建和諧社會，開展的開展文明創建活動，特別是對青少年道德品質教育、人生理想教育，起到正面的、積極的促進作用。

袁氏家風和流傳於今的幾部家訓著作

中國家訓著作的撰寫與傳播歷史源遠流長，其歷史可追溯至周公的《誡伯禽書》（約公元前1100年），以后各個歷史時期有關的著作的數量更是不計其數，然而能夠流傳於后世，並得以廣泛傳播的卻少而又少。而能夠披沙揀金，得以數代傳播的家訓著作，除了其思想性外，還有其他許多因素，比如，其作者是否著名，內容是否實在，道理是明白透徹，體裁是否符合大眾胃口，行文是否通俗易懂，另外，還要看其是否有獨到之處，等等。

如《顏氏家訓》在中國家訓著作中，以內容最完整而著稱。它以傳統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講如何修身、治家、處世、為學等，其中不少見解至今仍有借鑒意義，如“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之類朴實的家庭倫理觀，無論是對當時，還是后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朱子家訓》也是中國家訓著述的佳作，其“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如說家常，娓娓道來，其歌訣不但琅琅上口，而且富於哲理性，所以能夠在民間得以廣泛流傳。而得以傳世的，更多的是名人家訓，如前面提到的《鄭板橋家書》、《曾國藩家書》和《傅雷家書》。

嘉善歷史上的袁了凡及其家族，他們的幾部家訓著作，如袁顥的《袁氏家訓》、袁了凡的《訓兒俗說》、《了凡四訓》和袁氏五弟兄合著的《庭幃雜錄》，也頗有名氣。其中袁了凡的幾部，更是在坊間流傳了幾百年且長盛不衰，甚至風靡於東南亞地區，成為近現代頗為搶手的家訓著作。

袁氏的著述，能夠在汗牛充棟的古代家訓著作中脫穎而出，應該算得上是出類拔萃之作了。其成功原因呢，除了作者堅持上面提及的家訓著作的權威性、實踐性和普適性等基本的特點外，還糅和了祖上流傳下來的幾部家訓著作的的精髓，並有所發展、有所創新，從而形成了自己的鮮明特色。

在歷史上， 嘉善不乏名門望族，這是一個注重文明禮儀、講究家教與門風的地方。自元明始，袁了凡家族世居於此。袁氏嘉善始祖由河南洛陽遷居陶庄淨池（當時，嘉善尚未建縣），后遷往魏塘東亭橋滸，晚年遷居吳江趙田村。但尚有袁家氏族后裔，在陶庄附近村落耕讀傳家，至今已有五六百年矣。

柳亞子先生在《自傳•五十七年》中，曾提到了居住在分湖南岸的袁氏父子及其家族。他說，“齊河浜的周芷畦家，陶西的袁順（號杞山），池亭的葉氏，大勝村的柳氏等等”都是分湖流域有名望的書香世家。

數百年來，陶庄袁氏家學淵源，書屋延香，代不乏人，而“家教”和“家訓”則是袁氏家族及其成員（后代裔孫）恪守的行為准則，嚴格的家規也是構成氏族文化的重要內容。據有關史料記載，袁了凡家族流傳於今的家訓著作有好幾部。其中最初的是，袁了凡的曾祖父袁顥撰寫的《袁氏家訓》，家訓中提倡和強調了救世助人、修身積德、積善行善、謙虛修德等規范訓誡。

其后，他的祖父、父親秉承了上代人的做法，也各自都有家訓和治家格言流傳后世。到了袁了凡這一代，可以說嘉善袁氏家族的中興時期，家族文化再度發揚光大，就家訓類著述而言，其數量和質量也達到了空前絕后的境地。

袁了凡本人撰寫了《了凡家訓》《訓兒俗說》兩部家訓著作，其中《了凡家訓》（也叫《了凡四訓》）是他的傳世名作。全書由四篇文章組成，凡1.16萬多字。其中“立命之學”是他69歲晚年之作，“改過之法”和“積善之方”是他早年《祈嗣真詮》中的兩篇，“謙德之效”是以前的《謙虛利中》篇。

這是一部自明清以來，最有影響力的家訓著作。它的傳播范圍和滲透力甚至於超過了《朱伯廬治家格言》（即《朱子家訓》）。《朱子家訓》採用了琅琅上口的歌訣形式，宣揚的是循規蹈矩的儒家思想，有一點說教的味道。

而袁了凡則在家訓中，把自己讀書和做人的心得，以及甜酸苦辣的仕途經歷總結出來，以自己的遭遇、自己的實踐、自己的切身體會，告訴其兒孫一個真理，那就是“與天命抗爭，與命運挑戰”，通過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這在一切“聽天由命”的封建社會，是很了不起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明代的《庭幃雜錄》。這是一部是由袁了凡（原名：袁表，后改名：袁黃）與同父異母的袁衷、袁襄、袁裳、袁袞五弟兄合作的、講述家教和家訓的專著，而在以往，一般家訓（包括有關家教的書稿），總是由長輩們親自執筆撰寫，爾后再謄抄或刊刻，以貽厥子孫，恩澤后輩。而《庭幃雜錄》這部講述家教與家訓的專著，則是由了凡先生與其他四位兄弟共同回憶，每個人各自根據父親袁參坡、母親李氏，平時對他們訓示的內容寫成的。

曾有學者將此稱為，在中國家訓（著述）三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的“一篇形式獨特、別開生面的家訓”。它從子女（后輩）的角度，以“換位思考”的方式，去理解、去體味父母親用心良苦的教育，因而更具有滲透性和說服力。它真切地記錄了偉大的母愛，真實地描摹了嘉善袁氏家族的家德家風，這是一種和風細雨式的文化浸潤，這是一種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影響。它的影響力是任何空洞的說教，嚴苛的家教不可能達到的。

學者陳延斌說，“袁、李夫婦對兒子的教誨,不是板著面孔說教, 而是循循善誘，教勉結合，談修身、論學問親切朴實,教育子弟、指導做人時重言傳更重身教。”（參見《<庭幃雜錄>與李氏的以身立教》，作者：陳延斌）尤其是李氏對孩子的以身立教更是感人至深，她給我們今天的家庭教育留下了一筆寶貴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