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時報編輯部
戰略基礎：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
近代以來，中國成為各種力量的角逐地，各種制度的試驗田。最終，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才成就了今日之中國——一隻已經覺醒的、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把中國比喻成一頭睡獅的拿破侖曾說，“人是根本無法決定未來的，隻有體制才能決定一國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也需要不斷完善。十八大強調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十八屆四中全會則把如何從法治上為解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供制度化方案作為主題，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第一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十八屆五中全會更是把堅持依法治國作為“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之一，因為“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從十八大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再到五中全會，制度建設層層遞進，一步步落到實處。
習近平把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作為中國共產黨當前面臨的且必須承擔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他強調：“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習近平特別強調制度建設要適合本國國情，強調制度的本土性。新發展經濟學極其重視轉型國家歷史文化傳承所產生的路徑依賴對制度粘性的決定性作用，在別國適合的東西移植過來未必適合本國國情，制度也有一個水土不服的問題，這已經成為新發展經濟學的共識。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考察了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五個朝代——漢、唐、宋、明、清”的政治制度后總結道：“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國內一些學者關於政治制度特別是憲政法治的認知，多囿於西方話語體系而不能自拔。一談憲政，言必稱三權分立、多黨競選、一人一票﹔論及政治轉型，則以西式民主為不二典范，唯其馬首是瞻。
習近平特別強調我們這樣一個實際上正處於歷史轉折期的大國在選擇國家治理體系時需要更加注重民族精神血脈和歷史精神的延續。他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他還指出：“一個國家發展道路合不合適，隻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並引用清代思想家魏源的話說，“履不必同，期於適足﹔治不必同，期於利民。”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更是一針見血：“中國有960多萬平方公裡土地、56個民族，我們能照誰的模式辦？誰又能指手畫腳告訴我們該怎麼辦？”他緊接著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為它是從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過去和現在一直生長在中國的社會土壤之中，未來要繼續茁壯成長，也必須深深扎根於中國的社會土壤。”
戰略關鍵：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
美國史學家羅伯特·帕斯特在《世紀之旅——七大國百年外交風雲》中說：20世紀初，中國是國際政治的對象而不是角色﹔隨著1949年共產黨的勝利，才有了20世紀第一個統一的機會﹔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成了世界舞台上的一個角色。
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擔負著團結帶領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習近平指出，“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又全面深刻地提出了一個嶄新論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這是對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的豐富與發展，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發展的新概括。
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迪在其得到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內的諸多頂尖學者廣泛贊譽的巨著《21世紀資本論》中，用翔實的數據和嚴謹的分析對導致貧富差距日益惡化的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嚴重質疑。
市場經濟需要外部制衡的力量，這一力量必須來自於以制度為表象的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進而必須來自於一個能夠以全體國民之利益為其根本利益而非以內部人控制為特征的執政黨的堅強領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之飛速發展，十八大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法治建設的不斷提速所帶來的令人鼓舞的績效和預期以及穩定的政治現代化進程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執政黨。
塞繆爾·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是兩個獨立的目標，一個方面的進步未必就同另一方面的進步有關。”他還指出，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歷史表明，這兩方面的不協調往往是一個國家政治衰敗和社會解體的根源。梁漱溟在《中國文化的命運》中將“歷久不變的社會，停滯不前的文化”作為中國社會的兩大古怪點之一。早熟的超級穩定的且不可避免日趨朽化的政治社會結構與經濟發展的不同步甚至前者對后者的阻礙，是中國歷史上治亂循環的一大誘因。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創並以當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標志成功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自我改革、自我革命、自我實現機制，這為中國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共生並行提供了堅強制度保障。改革開放以來的各項成就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這也是習近平響亮宣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的政治自信之實踐來源。
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戰勝敵人的重要法寶，也是改革開放中不斷戰勝各種風險挑戰的重要法寶。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實現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各項目標任務，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把我們黨建設好。”“打鐵還需自身硬”是我們黨的庄嚴承諾，全面從嚴治黨是新時期我們立下的軍令狀。針對黨的建設中存在的問題，習近平發出的警告振聾發聵：“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嚴，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得不到解決，那我們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保持黨的肌體健康，始終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也是我們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習近平嚴肅指出：“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怎麼辦？習近平指出：“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要“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發揮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中的戰略關鍵及核心力量作用，“履行好執政興國的重大職責，必須依據黨章從嚴治黨、依據憲法治國理政”。
習近平還特別強調，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這一階段性戰略目標，要緊緊依靠中國共產黨這個戰略關鍵﹔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領導干部要不斷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經常、主動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保証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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