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2】

二、習近平對中國古代知行觀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中國古代對知與行的關系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比如，《尚書》提出“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荀子主張“行高於知”，朱熹倡導“知先行后”，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王夫之強調“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等等。習近平在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持續探索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結合時代發展要求和客觀具體實際，對中國古代知行觀作了進一步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一）內涵著眼於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相統一，使思想自覺轉化為行動自覺

習近平關於知行關系的論述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知行觀，它主要針對有些黨員干部思想和行動不一致的現狀，旨在解決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相統一的問題。在習近平看來，“知”是指思想認識，比如對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目的意義、具體要求、標准尺度的把握，對道理的領悟等。但“知”不能僅停留在“知道”“知其然”的層面，而是要上升到“思想自覺”的高度，做到“知其所以然”。所謂“思想自覺”，就如同“照鏡子”，在思想的指導下反觀自己、直面自己，並把道理、理論內化於心。道雖遠，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真正的思想自覺要落實到行動上，也隻有落實到行動上才能體現思想自覺。習近平所強調的

知行合一中的“行”是指行動自覺，即把正確的思想認識自覺轉化成具體的行為實踐。習近平十分重視“行”的力量，反復強調要“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崇尚實干、狠抓落實”，教導青年要“篤行”，“於實處用力”。同時他還十分強調“行”的連貫性和效果，即要發揚釘釘子的精神，一以貫之地去落實，善作善成，把一張好的藍圖干到底。這就與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主張的知行合一有了本質區別。以王陽明為例，他所謂的知行合一，“知”不單是傳統意義上的“知道”“認識”，而更是指“良知”，即每個人內心與生俱來的道德感和判斷力。而

“行”也不單是指一般的實踐活動，而更是指“致良知”的功夫，即道德實踐。王陽明講知行合一，“並不是一般地講認識和行為的關系，也不是一般地講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頁。），其核心是“致良知”。他的知行觀是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上的，具有時代局限性。同時，王陽明認識到了“知”和“行”相互貫通、相互滲透的關系，認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傳習錄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頁。），但沒有說清楚二者之間是辯証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關系。比如，他認為“若會得時，隻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隻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傳習錄全譯》，第12頁。），這實際上是混淆了“知”和“行”的界限，夸大了二者的統一關系。所以，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習近平從當代中國的客觀實際出發，挖掘古代知行觀中的合理內核，對其作了新的詮釋。

就知和行的關系而言，習近平認為，二者雖然緊密聯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但又有著明顯界限，“知”不是“行”，“行”也不能代替“知”。他之所以反復強調要以“知”促“行”，以“行”促“知”，是因為加強理論武裝，促進思想認識提高和黨性增強，可以為解決實際問題增添精神動力、破除思想障礙，深入進行查擺剖析和落實整改措施，可以為提高思想認識、增強黨性提供現實教材和真切感悟。換言之，堅持知行合一，就是不斷讓思想自覺引導行動自覺，讓行動自覺深化思想自覺，從而達到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相統一。（參見《人民日報》2014年10月9日。）

就知和行的地位而言，習近平認為，增強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要在“知”和“行”兩方面同時努力。這實質上是把“知”和“行”擺在了同等的地位，強調“思想”和“行動”兩手都要抓。他一方面強調“知”的基礎性作用，認為提高思想認識是解決實際問題的前提，“通過學習教育，提高思想認識，對查擺問題大有好處。集中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首先要發現問題，有問題發現不了、認識不到，就沒有辦法去解決”（《習近平關於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論述摘編》，第36頁。）﹔另一方面，更加重視“知”向“行”的轉化，堅持行勝於言。2014年3月，習近平在法國進行國事訪問時提到，“中國人講‘知行合一’，法國人講‘打鐵方能成鐵匠’，都強調要把思想轉化成為行動”。（《人民日報》2014年3月26日。）在他看來，隻有將思想自覺轉化為行動自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知行合一。

（二）外延擴展至廣泛的治國理政實踐

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對知行關系內涵和外延的認識比較有限，而且過於側重道德踐履。以王陽明為例，《黃直錄》中說：“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隻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過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傳習錄全譯》，第258頁。）由此可知，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主要意圖是要徹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達於至善，這實質上還是道德修養的范疇。

習近平關於知行關系、知行合一的論述突破了純粹的道德實踐的范疇，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外交、黨建等治國理政實踐的方方面面。當今中國正在發生著深刻變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都需要鑒往知來，攻堅克難離不開歷史啟示，為政用權缺不了理想信念的鈣質。在習近平看來，王陽明等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知行觀中蘊含著解決當今社會實踐遇到的一些問題的智慧，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為治國理政、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因此，一方面他吸收了中國古代知行觀關於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相統一的觀點，把知行合一運用於道德建設之中，強調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要堅持知行合一，“在落細、落小、落實上下功夫”（《人民日報》2014年5月25日。），使核心價值觀內化於心，外化於行。另一方面，他認識到“知”“行”辯証統一的關系，對古代知行觀賦予新的時代內涵。由此習近平提出了“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一系列治國理念，要求領導干部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做人要實、創業要實，反復強調真抓實干，要求抓住群眾最關心的問題，扎扎實實辦幾件實事。他始終認為，“真抓才能攻堅克難，實干才能夢想成真”（《人民日報》2013年4月29日。），隻有干在實處，才能走在前列，不抓落實，再美好的藍圖也只是空中樓閣。可以說，習近平創新性地拓展了中國古代知行觀的使用范圍，並把知行合一的實踐智慧滲透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之中，融合進了共產黨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論之中。

（三）認識和踐行主體側重於黨員干部、青年學子

中國傳統哲學一向強調個體的君子德性和道德踐履，古代知識分子所謂的知行合一也主要是圍繞聖人君子待人接物、為人處世及古代社會倫理綱常而展開的。而習近平所論述的知行合一強調的是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相統一，針對的則是廣大人民尤其是黨員干部和青少年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的問題。

在河北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習近平對認識和踐行主體作了明確框定：

“這次教育實踐活動，基本目標是黨員、干部思想進一步提高、作風進一步轉變、黨群干群關系進一步密切、為民務實清廉形象進一步樹立。實現這‘四個進一步’的目標，關鍵是要從思想和行動上解決存在的問題”。（《習近平關於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論述摘編》，第23頁。）解決思想和行動上存在的問題，就是解決“知”和“行”的問題。黨員干部是各項建設和工作的領導者、組織者，他們的思想理念、價值觀念、行為實踐直接影響著黨內和社會的風氣。因為“凡事都是這樣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惡、下必不為，上面鬆一寸、下面鬆一尺”。（《習近平關於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論述摘編》，第53—54頁。）因此，黨員干部的知行合一，是從嚴治黨、密切黨同人民群眾聯系、提高黨的領導水平、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必然要求。

習近平關注的另一個認識和踐行主體就是千千萬萬的青少年。他在五四青年節、六一兒童節等多種場合與青少年交流時，反復強調青少年要在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堅持知行合一，而且還要在讀書學習工作中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做到知行合一。他認為，“青年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而青年又處在價值觀形成和確立的時期，抓好這一時期的價值觀養成十分重要。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樣，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錯了，剩余的扣子就會扣錯。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73頁。） 青年強，則國強。青少年的知行合一關系著國家的發展和民族的未來。習近平多次提倡青少年要做到知行合一，就是要勉勵他們為投身國家建設做好思想品德、學識修養、能力才干等多方面的儲備。

正如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指出的：“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証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証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証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頁。）習近平關於知行關系、知行合一的論述正是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指導下，對中國古代知行觀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同時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知行觀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具體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