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
圍繞改進作風、治理腐敗，鄧小平在強調堅定理想信念的同時，還重視從制度層面加以解析。
在1979年11月一次講話中，鄧小平指出，把脫離群眾這個問題統統歸到林彪、“四人幫”身上也不合乎實際，我們自己也有責任，“一些脫離群眾的制度，包括那些特殊待遇在內，文化大革命前有的已經有了，但遠沒有現在這樣厲害” 。
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深刻反思歷史，鄭重提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這一戰略任務。他指出，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還存在不少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如不認真改革，就很難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我們就要嚴重地脫離廣大群眾。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鄧小平分析說，官僚主義現象除了同歷史上的官僚主義有共同點外，還有自己的特點，它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系。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裡，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家長制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種陳舊社會現象，它的影響在黨的歷史上產生過很大危害。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直比較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可惜這些好的傳統沒有堅持下來，也沒有形成嚴格的完善的制度。至今還有一些高級干部，所到之處，或則迎送吃喝，或則封鎖交通，或則大肆宣揚，很不妥當。不應當把上下級之間的關系搞成毛澤東同志多次批評過的貓鼠關系，搞成舊社會那種君臣父子關系或幫派關系。不徹底消滅這種家長制作風，就根本談不上什麼黨內民主，什麼社會主義民主。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的形成，同封建主義的影響有一定關系，同我們黨一直沒有妥善的退休解職辦法也有關系。搞特權是封建主義殘余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與思想上不夠重視、各項制度不健全、法制很不完備大有關系。在鄧小平看來，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他指出：“官僚主義還有思想、作風問題的一面，但是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 “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
很顯然，鄧小平的思路是按照人民民主或民主集中制原則來改革和完善制度，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鄧小平進一步分析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他正顏厲色指出：“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鄧小平充滿制度自信，認為我們能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他說：“盡管這個制度還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壞，但是無論如何，社會主義制度總比弱肉強食、損人利已的資本主義制度好得多。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這是資本主義所絕對不可能做到的。”
以上這些文字所表述的思想，今天讀來仍令人震撼，發人深省。
關於民主與法制的關系，鄧小平早在1978年就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在南方談話中，他意味深長地強調：“對干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鄧小平說過，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項艱巨的長期的任務。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的23年間，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接續探索與實踐，重視標本兼治，致力於加強教育、健全法制、強化監督、深化改革。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確立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方針。十七大提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十八大強調，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經過長期不懈努力，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不斷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取得長足進步。但另一方面，我們的制度仍不夠完善和成熟，買官賣官、“帶病”升遷現象屢禁不止便是一例。制度執行力也亟待提高。自1986年起，中央就干部直系親屬經商、辦企業問題一再作明文規定，但效果不大，往往收斂一時便故態復萌，乃至越發失控。周永康、令計劃、蘇榮等人瘋狂斂財，形成“家族式腐敗”。再如，中央目前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懲治腐敗，而下面總體上顯得主動性不夠，投入程度不夠，有點像溫開水，與中央的要求、群眾的期望存在差距。近年這麼多違法亂紀的高官（包括7個省會的市委書記）落馬，主要是中紀委鐵腕反腐、直接查處的結果，而本地本單位的黨委、紀委大多失聲，有的甚至幫著捂蓋子。時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的劉鐵男被實名舉報后，該單位竟然出面“辟謠”，聲稱將追究舉報人污蔑造謠的法律責任，成為一幕鬧劇。
面對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這一態勢，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勵精圖治銳意改革，勇於啃硬骨頭、涉險灘。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制度建設，一再強調“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把籠子扎緊一點，改變“牛欄關貓”現象，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最大限度減少體制障礙和制度漏洞﹔強調要善於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
在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期間，建章立制取得重大進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頂層設計，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包括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提高黨的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提高制度執行力。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頂層設計，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包括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正確處理權與法的關系，嚴格劃清公與私的界限，杜絕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現象。
綜上所述，鄧小平以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深刻闡述了新時期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重要性緊迫性，確定了這項工作的大方向與著力點。鄧小平強調，要克服偏軟偏寬現象，敢於動真格、不手軟﹔要加強主觀世界改造，堅定理想信念﹔要通過改革消除制度上的弊端，不斷完善制度。從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三任總書記進行了一以貫之的接力探索。習近平總書記再三強調，要抓緊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不敢腐靠保持嚴懲腐敗的高壓態勢，形成威懾，屬於治標﹔不能腐靠完善制度，改變“牛欄關貓”現象，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屬於治本﹔不想腐靠加強思想教育，重點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武裝全黨，從思想根源上解決“總開關”問題，同樣屬於治本。這恰好與鄧小平著重強調的三點相對應和銜接，彼此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關系十分清晰。事實証明，盡管新時期以來面臨的考驗與挑戰日益增多、更加凸顯，困難與壓力越來越大，但我們黨在管黨治黨上始終方向正確、態度鮮明、決心堅定，總的趨勢是在不斷向前推進。
目前進行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意義深遠，既著眼解決黨內現存的突出問題，切實改變政治生態環境，又放眼未來，著力從完善制度、筑牢思想防線上，為管好黨、治好黨建立一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長效機制。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關鍵在全面從嚴治黨。每一名黨員都是全面從嚴治黨的主體。全體黨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應按照“三嚴三實”要求，自覺地講紀律、守規矩，努力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黨群策群力，我們就一定能打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這場攻堅戰，增強黨的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使黨始終勇立時代潮頭，帶領人民譜寫歷史新篇。鄧小平說過：“我們為社會主義奮斗，不但是因為社會主義有條件比資本主義更快地發展生產力，而且因為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消除資本主義和其他剝削制度所必然產生的種種貪婪、腐敗和不公正現象。” 前一件事已經得到很好印証﹔后一件事一直在努力做，同樣也能做好。我們應當自信，我們完全有理由和底氣自信。
原文載《鄧小平研究》2015年創刊號（總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