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信息社會向何處去【3】

技術民族主義：對邁向現代化路徑的重新想象

在改革開放之前，與冷戰期間的美國和蘇聯相似，中國也有政府主導的關於控制論和自動化的研究項目，主要集中於軍事部門。最著名的成就是核武器、遠程導彈和航天項目。這些大型科技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使當時還處於農業社會的中國，躋身於擁有一流軍事實力的國家行列。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上海的工廠裡甚至曾經有過發展生產自動化技術的努力，主要是通過動員普通工人與科研人員共同進行研究和開發。（王洪喆，2014）這個時期中國關於信息技術的主導意識形態與美蘇兩國有些不同，后者主要是為了發展出高效、自動地應對來自敵方威脅的復雜而萬無一失的進攻與防御系統，意圖在可能爆發的熱戰中獲得最后的勝利，而中國發展核武器和自動化技術，主要是避免受到核訛詐以及遏制對核武器的首先使用，這都是出於一種致力於國家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受制於人的指導思想。因此，中國擁有自己的計算和自動化控制能力不僅僅只是對國家發展需求的滿足——在那個時代可能根本沒有人能夠清晰地表述信息技術在生產發展中的作用——更是關乎一個古老民族處於西方軍事與科學實力霸權的陰影之下的民族自豪感的問題。另外，之前所述的工廠實驗也帶有一個時代所曾經有過的激進的社會主義理想——即工人控制生產過程並依據生產的需要參與研發生產工具——這標志著由開發技術的科研人員和被新技術所監控和規訓的工人之間的勞動分工與階級分化所造成的異化關系，可以通過社會對技術的主動塑造而被克服與超越。

到了20世紀80年代，基於對文革的深刻反思，改革的主流思想開始通過更加富有實用主義色彩的方式來增強國家認同——保留民族主義的情感動員而清空社會生產方式中過於激進、脫離實際的內容，代之以新的有關先進管理、效率、技術進步和經濟效能等去政治化的價值觀，並且用經濟發展來涵蓋整個社會的現代化目標。這些新的價值觀恰逢其時地獲得來自西方的后工業與信息經濟的思潮的支持與豐富。最著名的傳道者們包括，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Alvin Toffler, The Third Wave）、約翰·奈斯比特的《大趨勢》（John Naisbitt, Megatrends），以及像IBM這樣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大公司。當這些有關信息社會、超級現代性，以及頌揚大企業的未來主義世界觀以暢銷書和媒體熱點的形式搶灘中國的時候，美國內部對機器及控制論的反文化批評漸漸消退，而中國試圖建立一個屬於工人階級的工業社會的激進熱情也已經逝去。因此，特定時空、思潮、歷史事件的交叉組合創造了一個獨特的語境，在這個語境中，我們就可以深入地闡釋與理解信息技術、計算機和互聯網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中被賦予的社會角色，及其所承載的社會期待與想象。

現代化作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主導框架，同樣主宰了信息技術和個人電腦進入大眾觀念的方式。美國文化中曾經有過的IBM巨型計算機和小型私人電腦之間的二元對立和文化沖突，在當時的中國並沒有很明顯的表征。在埋葬了文革激進主義之后的中國社會，幾乎所有來自西方的技術都被認為是現代化、理性和社會進步的象征。而根據《第三次浪潮》、《大趨勢》等信息主義傳道士的教誨，信息技術帶來的是繼工業革命、電子革命之后的第三次技術革命，因而是位列不斷進化的現代化序列中最前沿的科學技術，是中國要趕上世界潮流就必需去學習和掌握的全新的知識體系。“信息社會”也成為了最新潮最有力的口號，完美地把中國現代化的百年夢想、技術民族主義和對科學與工程知識的去政治化崇拜凝聚在一起。此種對知識與技術的尊奉可以從中國20世紀最后20年間廣泛傳播的動員口號中清楚地體現出來——“知識就是力量”，以及后來的“知識改變命運”。作為跟上信息社會步伐的象征，20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城市的學校和市場上開始普及一種與Apple II兼容的學生電腦，它的名字非常符合那個時代的情感結構——中華學習機。許多70后出生的、在當時上中小學的學生，一定會從這個名字中聯想到周恩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典故。另外一句那個時代的學生群體耳熟能詳的口號，“計算機的普及要從娃娃抓起”，是鄧小平在1984年訪問上海的一個科技發展展覽時，摸著一個展示計算機編程的小學生的頭說的。受到這些口號的鼓舞，更重要的是浸染在追趕信息社會的熱烈思潮中，全中國的學校都在增加計算機課程，整個社會都開始流行購置電腦、學習打字、學習BASIC語言、學習英語，甚至連玩兒電腦游戲，都被理解為為了現代化而進行的學習。“學習”和“科技”成為那個時代與計算機相關的關鍵詞，它們指向的是一個理性的、工業化的、全民受到良好科技教育的未來社會的想象，而個人電腦是這個未來社會必備的生產工具。

這種現代主義的熱情一直持續到下一個十年，在美國被民用化后迅速成為新興產業的計算機網絡化也進入了中國精英的視野。盡管后來的互聯網通俗歷史傾向於頌揚個人才能，認為是少數的硅谷天才奇跡般地帶來了互聯網與基於它所產生的新信息經濟的繁榮，但嚴肅的歷史研究已經顯示，幾十年來國家在基礎研究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資是后來互聯網的民用與商用開發的必要條件。（Anderson, 2005）這些必要的條件，並沒有被中國互聯網建設的先驅們所忽略，因為他們大都受到技術民族主義觀念的影響。作為改革時代社會主義思想的替代觀念，技術民族主義認為一個強大的、堅決的、專注的國家是現代化建設的前提，隻有強大的國家能夠邀請和動員國家精英，資助並協調他們在國家經濟與技術系統升級方面的科研活動。田溯寧，中國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工作的關鍵人物之一，是最先把艾爾·戈爾（Al Gore）與美國政府建設“信息高速公路”的戰略介紹到中國的人物之一，他在多篇文章中敦促中國政府和精英們不要錯過在新一輪的工業革命中實現中國經濟趕超的機會。田溯寧是生物學和環境工程專業的學生，上世紀80年代到美國留學。他在海外組織一個環境生態學家聯合會的時候，接觸到美國新生的互聯網，這也是他后來持續進行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事業的開端。90年代初，他就在有影響力的中國媒體上推介“信息高速公路”。在一篇題為“美國‘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及對中國現代化的啟示”的文章中，他將當時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比作美國的州際高速公路系統，提醒人們這是新一輪產業革命中，把生產方式從工業化升級到信息化的必要條件之一。在這篇文章中，他特別強調政府在發展新技術方面的重要作用：

首先是政府在現代高科技經濟中的角色問題。雖然當今經濟界都認為，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越來越小，然而即便在幾乎是完全自由經濟的美國，政府在現代高科技經濟中氣的作用也越來越大。“信息高速公路”從概念的提出，到規劃的制定，聯邦政府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隻有國家的力量，才能使這樣涉及諸多領域，前瞻性強的規劃得以實施。美國信息產業發展的教訓之一，便是各種產品的規范不一。各個廠家為了自己的利益，發展出一系列自成體系的產品。這種不一，不僅使信息產業本身發展受到限制，而且耗費了巨大財力。中國信息產業發展一定要汲取這一教訓，從一開始就應由國家領導和引導工業界制定統一的規范和標准。（田溯寧，1994）

作為一個技術現代主義者，又對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優越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地方有著朴素的信仰，田溯寧幾乎是本能地對政府撤出一切領域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表示懷疑，他的觀點與上文所述萬尼瓦爾·布什的“企業自由主義”理論在國家在信息社會建設中的作用這個問題上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他們都認為政府和市場應該攜起手來，認真制定規劃，從人類最根本的利益和需求出發，促進科技最好和最合理的發展。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田溯寧對信息技術的期待超越了布什，他指出了開發新技術在培育新市場之上更加長遠、更加根本的社會使命：

“信息高速公路”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特殊意義和迫切性在於，它有可能對我國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而又難以用傳統方式解決的能源、交通和環境問題，提供一種新型的緩解方法。中國現代化建設在某種程度上，利用新興技術，不沿用傳統的發展模式，就能解決對能源、交通的大量需求，以及對環境的巨大破壞問題。（田溯寧，1994）

在這篇上世紀90年代初期發表的文章中，田溯寧早已提出了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可能應用——無紙辦公、視頻會議、在家工作，等等。但與今天的流行話語把這些科技應用當做一種對個體來說新潮而自由的生活方式不同，田溯寧的技術暢想中包含著對現代社會工業化發展的負面影響的反思，他認為以互聯網、傳真機、無線通訊等構成的新型“家庭辦公室”，會使傳統高速公路的流量減少30∼40%，可以極大緩解對能量的需求和環境危機。（田溯寧，1994）這種相信基於集體理性規劃、以社會需求指引新技術發展並克服現代性危機的技術民族主義視野，在20世紀的最后幾年裡，隨著互聯網商業的爆發式興起與無序競爭，已經逐漸喪失了對公眾的信息社會想象的影響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的英雄崇拜——企業家和金融資本，他們正在佔據有關創新和進步的舞台中央，並且在大眾傳媒的幫助下，把互聯網在世界各地的繁榮歸功於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