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信息社會向何處去【2】

社會想象與社會對技術的塑造

在解釋信息技術的發展史時，媒體話語中有兩種主導范式，它們看似截然相反，但都使用非常抽象化與神秘化的方式來理解新技術與社會趨勢之間的關系。一種范式不斷告訴人們，技術與社會生活的進步是得益於某些英雄人物的天賦、創意、靈感、毅力或者偶然的機遇。歷史因循著這樣的特定道路發展，是因為我們非常幸運地擁有小部分促進技術前進和創新的精英。另一種范式則將重點放在對新技術本身的崇拜上。比如，相信信息技術有去中心化、平等、自由、靈活性、創造性等固有品質，一旦它被採用，就能改變社會結構以及人的天性和社會實踐。兩種看似相反的敘述，經常同時出現在大眾媒體對技術所造成的所謂革命性社會變革的頌揚中，它們實際上共享了同樣的理解人類歷史進程的思維方式。歷史變遷常被描述成神秘力量——英雄人物或者新技術——驅使的后果，人類隻能接受和遵循，而不是有意識地根據社會的需要和人類目標去建構和塑造新技術。這種論斷拒絕探索一種更加辯証、更語境化地理解社會意願與技術發展之間相互關系的視野。（Williams, 2005）將技術與社會變遷放置在簡單的進化論和因果關系的框架中，忽視其他因素，尤其是社會意圖、社會心理和觀念在其中的能動性，就無法為我們提供更多的有關人類如何在可能或不可能的條件下創造歷史的洞見。人類社會所能做的，就是不斷對經常是由資本的利益和能動性所導致的現狀進行認可與肯定。

近年來，一些研究互聯網與新信息技術的社會史與文化史的學術著作已經開始更多地關注文化價值觀、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想象是如何影響信息產業的發展及其社會滲透的。弗雷德·特納（Fred Turner）2006年出版的《從反文化到賽博文化：斯圖爾德·布蘭德，全球網絡和數字烏托邦主義的興起》（From Counter 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d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就是這樣一部具有啟發意義的作品。它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向信息技術意見領袖的話語論述及社會活動，並且探討他們如何創造性地表達一種能與時代精神相呼應、與主流的情感結構產生共鳴的新技術文化。（Turner, 2006）特納考察了當代大眾文化中對硅谷及IT精英的崇拜，將他們作為反主流文化的、體現自由價值觀的、充滿個性及創造力的英雄來普遍頌揚。作者指出這種現象有其歷史吊詭之處，因為信息技術，比如IBM的打卡機，曾經被反主流文化群體認為是一種對人的工作和生活進行控制及標准化的反動工具，完全與個人自由的社會理想相悖。這本書的任務就是解釋這種奇怪的觀念反轉是怎樣產生的，是什麼使得“美麗新世界”式的集權統治的象征——計算機和自動控制——搖身一變成為反文化、自由文化和反叛文化的標志。作者認為，像史都華·布蘭德（Stewart Brand）那樣從反文化運動中興起並成為新技術意見領袖的文化中介人代表了美國反主流文化運動的另外一個潮流。主流歷史敘事似乎認為，反文化運動所倡導的反對權威，注重環境保護，為底層群體尋求社會正義，推崇藝術激進主義等觀念，是一套相互緊密聯系而統一的信念系統，並且由運動的大多數成員所共享。而特納指出了運動內部的差異性，甚至是矛盾之處。像史都華·布蘭德那樣的意見領袖促成的反文化版本，通過他所創立的《全球概覽》（Whole Earth Catalogue）或《連線》雜志（Wired）之類的傳播平台流行開來，體現了中產階級表達文化反叛及反抗權威的方式——即將大型技術轉換成小型的、個人化的工具，並利用它們獲取信息、交流和娛樂，其目的和功能主要是改變個體對世界的認知方式，而不是調動新技術服務於集體行動或者是改變社會結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微型電腦和迷幻劑、瑜伽、冥想等反文化運動中的流行工具屬於一個類別，那就是協助個體的思維與精神轉換到另一個世界（一個比現實世界更加理想的世界）的技術手段。而這種轉換取消了人們通過集體行動而改變現實世界的意義與價值。人們隻要擁有和使用某種新技術，便立即獲得了解放。（Turner, 2006）

因此，當像IBM這樣的巨型計算機變成小型台式個人電腦，其象征意義似乎也瞬時改變了——從一種控制和標准化的機器變為促進自由及個性化的技術。另外一點值得關注的改變是電腦使用的社會領域的變遷：大型計算機通常被當做生產工具，用來進行生產性事務，而個人電腦則主要被用來進行休閑和娛樂。幾乎是突然之間，關於信息技術的佔主導地位的社會想象從作為工具理性的化身以及自由的敵人，變成了個性化和創造力的技術基礎以及新經濟的推動者。與此同時，技術本身的基本特性和設計制造並沒有實質性的變更。在這個過程中，關於信息技術的反文化話語就與推崇資本化與市場力量的新自由主義霸權越來越兼容。新自由主義霸權意識到信息技術的商業化和個體化是擺脫20世紀70年代以來困擾美國經濟滯漲的好辦法。信息經濟在沒有對主導性社會政治經濟結構進行任何有意義的改革的前提下，通過創造新的消費市場和勞動方式，以及重組資本流動，帶來了讓少數人暴富的新經濟。從文化觀念的角度理解信息技術在美國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所謂左傾的反主流文化與保守的新自由主義之間的二分法實際上並沒有那麼涇渭分明。相反，兩者之間存在著一些潛在的勾連與共識——比如對於個人解放代替社會變革的推崇，以及對於商品帶來自由的信仰——使得歷史在特定方向的發展獲得了主導觀念的推動與塑造。

特納的研究表明，新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倫理與反文化實驗中的強調個體體驗的分支具有高度的親和性。其他研究還進一步証實，信息革命和IT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成功可能有更深的根源——冷戰時期在國防及航天工業中政府對於科學研究的准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這個話題在托馬斯·斯特裡特（Thomas Streeter）和本·彼得斯（Ben Peters）的作品中被進一步探討。在《網絡效應：浪漫主義、資本主義與互聯網》（The Net Effect: Romanticism, Capitalism and the Internet）一書中，托馬斯·斯特裡特注意到，人類歷史中對新技術和制度的設計，經常被人類的文化想象以及我們想要怎樣與某種技術共存於社會中的意圖所左右。而關於信息技術不僅可以作為計算和控制的機器，也可作為溝通、創造、合作和娛樂的工具的社會理想，在冷戰期間的軍事—大學聯合體的科研活動中就已經生發出來。這與流行觀念中軍事研究具有集權和工具主義文化的想象並不相符。斯特裡特特別談到了麻省理工學院的科學家和管理者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的“企業自由主義”思想，認為該思想是美國成功啟動“信息/互聯網革命”的關鍵體制和意識形態基礎。（Streeter, 2011: 24）這種思想解釋開來就是，私人投資者大都不願意冒財務風險投資新技術的初期研發，因此政府、軍隊、大學等公共機構應該主動資助這種探索性研究，然后將得到的相對成熟的結果轉移到私營部門來推進其商業化。這種思想的根源來自於“羅斯福新政”的傳統，即公共部門積極參與社會和經濟發展，提供投資、引導和管理。在當時，這種“企業自由主義”的觀念非常有影響力,它幫助創建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機構。然而，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被后來興起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拒絕並妖魔化。但實際上，幫助美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繁榮時代的硅谷新經濟的爆發，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政府、軍隊和大學在基礎信息與計算科學研究方面的共同投資和組織協調。

我們再來讀一讀本杰明·彼得斯（Benjamin Peters）對冷戰時期的軍事競賽中，蘇聯為什麼沒能建立起與美國相抗衡的網絡系統的歷史研究，會發現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政府和私營部門合作的攻擊在今天顯得更加具有諷刺意味。他的研究表明，那種認為互聯網在美國的勝利崛起歸功於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場和私營企業的傳統智慧是非常具有誤導性的。與此相反，彼得斯論証說:

考慮到蘇聯官僚機構內部的不同部門對於網絡化發展規劃的激烈競爭，這種修正主義觀點以反諷的方式刷新了我們對於全球網絡化發展歷史的認識：簡單來說，美國互聯網最初是在國家補貼和具有公共精神的合作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與之相反，蘇聯互聯網建設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歸咎於官僚部門之間的無節制競爭。意識到這種國家對共享知識和基礎設施資源的積極管理是建立全國性通信與信息網絡的關鍵，是對傳統冷戰經濟邏輯的一種有益的歷史修正。它帶給我們的歷史啟示是：互聯網的成功發展，是因為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國家根據社會主義的原則採取行動，而相反關於蘇聯的案例研究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以資本主義的原則行動時，網絡發展遭遇了失敗。（Peters, 2010）

基於以上的梳理，我們現在可以回過頭來關注中國，看看這種對信息技術與社會意識形態之間關系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歷史視角，能否揭示處於現代化建設、改革、技術民族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交叉點的中國，其信息和通訊產業發展背后的觀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