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形象要建立，話語權要形成，必須基於制度現實和治理現實
《國家治理》周刊：當前世界正處在需要重塑國際話語體系的重要時期，您如何看待中國在國際話語體系中的地位？
胡正榮：我認為我們在研究國際傳播體系當中的國家表述或國家話語時，更多將關注點放在了非核心問題上，即關注如何建構話語權或爭奪話語權。而在此之前，我們首先應該評價中國在國際上到底有沒有話語權，如果沒有，那麼是因為什麼？如果有，這些話語權在哪裡？之后才是如何建構話語權。
需要思考的核心問題是，國家的話語權基於什麼產生？話語權不是憑空長出來的，如果我們用馬克思主義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認識論，那麼作為上層建筑層面的話語權應該是由一國經濟實力決定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這隻能說明國內生產總值之大，大不意味著強、不代表在國際上就有權。比如曾經作為世界霸主的俄羅斯，現在的軍事實力依然很強，但在國際上並未具有同等的話語權。所以在討論爭奪話語權時，我們還是需要從更寬的視野，來探討話語權產生的根源問題。這裡我想圍繞中國故事的角度談一談。
中國故事之所以講出去有時不夠有力，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找原因。首先，國內主流媒體在講中國故事時，基本就是把中國的成就講出去，報道國內新聞時也一樣，以正面報道為主。但從新聞學意義上的新聞價值來看，成就屬於社會的常態，而妨礙成就產生的因素才是值得關注的，比如老人摔倒有人去攙扶是理所應當的事情，現在反而成為了新聞點。長此以往，海內外民眾就開始懷疑什麼才是這個社會的常態？進而帶來的負面效應是，由於外界對中國的關注焦點集中在食品安全、社會倫理、醫療保障、社會公平等方面存在的問題，而國內媒體仍然以慣常的思維方式來報道中國的成就，因而中國故事很難與海外的話語氛圍匹配，從而很難講出去或者講出去了也很難被認可。
其次，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有政治治理、經濟治理、文化治理、社會治理等等，但是在媒體治理上，媒體很難從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現實之外另起爐灶，單獨形成一套話語體系去和外界交流。因此，當媒體通過宏大敘事構建一個理想社會去交流時，國內外的受眾大都難以認同。
從更深層的角度來看，國內媒體表述的是一種制度理想或制度安排，而制度理想和制度安排的結果則是制度現實。在制度經濟學或制度主義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讓人看到制度理想或制度設計與制度安排和制度現實之間是相吻合的，這就涉及到理想、安排與現實三個層次。我們的制度理想、制度設計都是好的，比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建設法治社會等等﹔制度安排也沒有問題，有食品安全法、環境法。但制度現實存在問題，百姓的餐桌仍然不安全，空氣污染仍然存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存在落差。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即媒體的話語權和話語體系應基於什麼而形成？
中國故事要講出去，中國國家形象要建立，話語權要形成，必須要基於制度現實和治理現實。當講述中國故事的傳統媒體輿論場中表達的更多是制度理想，而互聯網的輿論場表達的更多是制度現實時，這樣的中國故事講出去必然是沒有感染力的。這是當前在講述中國故事時存在的根本性問題。
在制度自信的前提下真實呈現中國的治理現實，都是有感召力的中國故事
《國家治理》周刊：您曾經在採訪中提到國內輿論對“中國夢”等概念的解讀有一點復雜化，那麼您如何理解中國故事的內核？
胡正榮：以時間段來劃分，我認為在2014年之前，主流媒體在講述中國故事時基本都是採用宏大敘事的，比如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但2014年之后，中國故事的講述開始加入個體敘事，講百姓的故事，講述方式很接地氣，比如最近熱播的中國共產黨海外宣傳片，有些故事也會講中國當前的缺點和不足。但這些都沒有抓住中國故事的核心。
按研究“軟實力”的約瑟夫·奈的觀點，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是靠硬實力支撐的，軟實力不是靠船堅炮利，靠的是制度。我們現在看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沖突很激烈，但實際上在中東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很大一部分中東人雖然不接受基督教，但卻不反對甚至認可美國的價值觀。這就源於國家的硬實力，而硬實力是需要通過制度和價值去體現，並通過制度和價值轉化為軟實力。在這一點上，黨中央提出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是非常正確的，我們首先需要有自信，之后才是讓他人信服。
因此，中國故事實質就是中國在有自信、且被他信的制度和理論指導下的中國現實的體現。不論是宏大敘事還是個體敘事，隻要是在制度自信的前提下真實呈現中國治理的多元現實，這樣的中國故事都是有感召力的。我們不應該把中國故事講不出去的原因歸結為受眾不喜歡宏大敘事，美國好萊塢電影在講述愛國主義時也有宏大敘事，但隻要國家故事的現實基礎是可信的，怎樣講述都能夠被人接受。這也是為什麼近兩年中國故事開始能夠慢慢講出去，因為黨和政府正視包括腐敗問題在內的諸多問題，讓百姓看到了反腐的成果，看到了政治治理的現實，國外也開始認可中國的政治治理。這才是找到中國故事內核的關鍵。
同時，需要正確看待以下兩方面問題：一是需要正視主流輿論目前在國家故事表述中存在的落差，中國改革開放才36年，許多方面不夠完美，表達出來的故事肯定不夠有吸引力，這是現實國情決定的，當然也受技術性問題的影響﹔二是我們不否認東西方的價值觀存在差異，但這種差異不是水火不容的，不能簡單地對其進行標簽化處理。在實際表述當中也並不是要強調西方的核心價值就是自由，中國的核心價值就是責任和義務。這種簡單對立的處理方式，正是目前主流輿論在處理中國故事時比較不高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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