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競合的四類主要分歧及化解之道

　　和平是實現人類社會共同福祉的基本路徑。盡管今日之世界相比冷戰時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總體來看，我們仍然處於充滿矛盾和危險的“消極和平”的狀態。為了世界的持久和平與繁榮發展，為了全人類的福祉，各大國政府和領導人應該像“和平學之父”約翰·加爾通（Johan Galtung）所說的從“消極和平”向“積極和平”努力發展。隻有大國之間的關系處於良性的、可控的狀態，積極和平才能獲得真正的保障，建設和諧世界的藍圖才不至於淪為一個虛幻的夢想。

　　化解國際權力的爭奪：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責任與權力的平衡

　　當今世界，國家仍然是國際關系的主要行為體。既然有國家存在，國際社會就會存在國際權力的爭奪，這是無法避免的。但是從長遠的、戰略的、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的視角看，這種對權力的爭奪必須遵守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尋求責任與權力的平衡，否則大國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就不可避免，並可能給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帶來極大的破壞。

　　權力與責任的關系如同硬幣的兩面，權力是承擔責任的必要手段，世界上不存在無責任的權力，也不存在無權力的責任。責權一致是組織設計中最重要的原則之一，在國際關系中也同樣適用。美國等西方大國一再呼吁中國做一個負責任大國，中國接受並且也表現出足夠的誠意和實際行動，然而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社會卻未賦予中國必要的權力。這種做法與說辭是自相矛盾的，“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是不可能實現的妄想。

　　對待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各大國尤其是守成大國應該擺正心態，正確看待和處理與新興大國的關系。追求權力是各國尤其是大國的首要目標，盡管現實主義對國際關系的解釋至今仍然是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主流，但是，單純地追求在國際社會的權力、企圖獲得某種絕對安全、過分強調相對收益的做法已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落后思想。

　　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守成大國必須摒棄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把追求權力變為追求本國人民的更大福祉，同時兼顧其他國家和維護世界全體人民的正當利益。既然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的綜合國力已經獲得了實質性提升，那麼國際社會尤其是守成大國就應當正視這種現實，對國際責任和國際權力進行適當的調整和平衡，使這些新興大國切實地負起應盡的責任。唯如此，國際關系才能保証穩定和平衡，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才能獲得基本的保障，合作共贏才能真正落到實處。反之，如果守成大國固守原有的權力格局，而又無力承擔起提供國際社會所需的公共產品的責任，並且對新興大國採取遏制、打壓的政策，如此一來，大國之間對國際權力的爭奪必然惡化，造成國際和地區動蕩的局面。

　　當下，守成大國對國際權力的重新配置非常在意，尤其是對中國未來在經濟領域發揮更大作用產生很大疑慮。這其中，中美關系、中日關系是最典型的表現。以金融領域為例，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與實際貢獻極不相稱。2010年，世界銀行通過新一輪投票權改革方案，中國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從2.77%提高到了4.42%。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中國的投票權目前是3.55%，僅排第6位。在全球經濟增長緩慢的背景下，2013年10月，習近平主席提出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倡議，得到了國際社會絕大多數國家的熱烈響應，但美國、日本卻極力阻撓，雖然以兩國的失敗告終，但未來在這個問題上的摩擦和斗爭將不可避免。

　　崛起大國同守成大國之間如何理順關系，避免歷史上多次出現的激烈沖突甚至戰爭，成為擺在當代大國領導人面前的一道難題。中國提出的構筑“新型大國關系”不失為一個很好的選擇。新型大國關系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為核心特征的大國關系，是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處理沖突和矛盾的新方式，是避免重蹈大國對抗與零和博弈的歷史覆轍唯一可行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