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新陽
《木蘭詩》是中學課文，涉及此作的戲曲作品又尚不止 《木蘭從軍》一種，然無論在原詩，還是在后世劇作中，關於木蘭所處時代背景和國家歸屬又多語焉不詳，對此我曾向小如先生請教，他在回復中指出，“《木蘭詩》寫作年代，爭論較多，但以它為北周至隋這段時間的作品較為可信。北周的天子可稱‘可汗’（平聲，寒音），所征即今昌平一帶的天壽山（黑山頭），當是突厥所佔土地。而木蘭所住地，當在黃河以南中原地帶。”諸如此類，寥寥數語，便解我心中疑竇。
2003年第1期《中國京劇》上發表了張古愚《〈三岔口〉是有頭緒的劇目》的文章，對拙文《瑣議新、老〈三岔口〉》提出了批評。自然我又想到找小如先生評辨，先生在回函中寫道：“來信及先后兩文並張古愚文均讀了一遍。……關於你們‘筆戰’焦點，在於故事起源和《三岔口》改本。……至於此戲故事起源，最早見《元曲選·謝金吾詐拆清風府》，比《楊家府演義》還要早，你可檢《古本戲曲劇目提要》便知。張老已幾十年不進劇場，大約他根本不知《三岔口》的新本，故認為加‘大’和‘新’都無必要。這更不必計較了。我意你第二篇文章留我處，我准備據你原稿增刪改寫，然后用你我兩人署名發表，這樣較妥，想荷同意。”盡管后來小如先生因瑣務纏身未能踐行撰寫論及《三岔口》的文章，但老人在信中肯於在我這個晚輩面前，不避故舊、秉公而斷的表態，使我備受感動。
近年來，我多次借進京出差、開會的機會到中關園的“莎齋”拜謁，但我同先生之間始終保持著雁去魚來的交流方式。直至2009年夏，87歲的小如先生因突發腦梗，右手不便寫字，才終止了他的“魚來”，而我的最后一封“雁去”則是在今年4月3日寄出的。查算1996年至2009年間小如先生給我的回信，每一封信箋的背后都有一個甚至幾個故事。先生對待后輩誨人不倦、有教無類的真摯與熱忱以及對事對人認真負責的態度令我感動。林宰平先生生前曾對小如先生作過“待人以誠”的評語，如果允許我從自身和吳先生的接觸現身說法，我以為林老對小如先生的評價無疑是極為准確的。
記得一次，談起戲曲劇本創作，小如先生用帶有質疑的口吻問我：“你看過《大戲考》嗎？看過《綴白裘》嗎？看過《六十種曲》嗎？如果你沒認真逐一地看過這些劇本，就不可能知道今天的京戲是怎麼來的！拿起筆來就寫，怎麼可能寫出像京劇的本子呢？”先生一連串的反問，令我無言以對，更讓我對今天時代背景下的戲曲創作感到任重道遠。慚愧的是，時至今日我仍未做到通讀《綴白裘》，但先生於傳統戲曲那份不與時同的堅守，卻始終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底。
如果說，我是從拜讀先生《京劇老生流派綜說》的章節，而對戲曲研究產生濃厚興趣的話，那麼，后來由興趣選擇專業，再到從事戲曲研究，小如先生無疑是為數不多的對我人生選擇影響至深的前輩之一。無論是讀小如先生的著作，還是通過魚雁往來的求教，更或謁見時的問疑答惑，都使我在“戲曲觀”、藝術觀乃至價值觀的形成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受到了小如先生太多的影響。
“梨園董狐文章終本色，菊譚司馬信言永存真。”與先生交往的19年裡，實在有著太多往事值得回憶。真心希望在學界喧囂與浮躁的今天，小如先生的論戲著作及他在諸多領域中的學術觀點，不要隨先生的離世而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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