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 萬鵬
主持人：中國現在面臨國情、黨情、勢情都在有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我們正處在一個成就與危機並存的時代。常言道，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重提“趕考”也在於提醒共產黨人在新時期必須繼續堅持憂患意識。一方面國內改革發展逐步進入了攻堅階段，另一方面在國際上西方的敵對勢力也越來越加緊滲透。但，即便是面對這樣復雜而嚴峻的情況，仍有一部分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不強，出現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等問題。比如說一些黨員干部不信馬列信鬼神，黨的原則講的少了，對於四風問題認為是理所應當的等等，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李 捷：這個問題提的也很好。現在大家都在熱議中國，最近有一本書名為《走在山坡上的中國》，講的就是當下中國面臨的很多問題。現在我們黨面臨的挑戰的確很多，包括改革在內許多方面的工作，都沒有任何的退路，我們隻有義無反顧地往前沖。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這個“往前沖”的概念已經跟過去不可同日而語。我國已經從一個落后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中國可以躋身世界現代化強國之列。應該說，我們離中國夢從沒像現在這麼近過，中華民族正處於五千年來從沒達到過的一個頂峰。能夠生於這個時代，能夠為祖國的這一次沖刺貢獻自己的力量，將是我們人生之大幸，我們會因此而充滿使命感和榮譽感。
這就回到剛才第二個話題了，現在很多干部沖勁不足。例如，一些在沿海地區黨員干部存在小富即安的思想，喪失了前進的斗志。其中最關鍵的原因就是思想境界不高。如果你隻考慮實現一個人的人生設計，實現一個人的自我價值，這就是為小我而活著。黨和國家更需要為大我而拼搏的人。這個大我就是民族之我，人民之我，它不單單屬於中國共產黨人，凡有報效祖國之心的古代先輩都有這種境界。顧炎武說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范仲淹講過“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種情懷實際上就是突破了小我而進入了大我的境界。如果中國的共產黨員、熱血青年能從小我境界進入到大我的境界，把個人的奮斗和整個民族的奮斗融入在一起，他就會永不懈怠，永不滿足﹔他就會一路進取，一直到自己人生的最后。
我長期搞黨史，同時也做思想理論研究。最近這一兩年有幾位80多歲的名家都在工作崗位中突然謝世，大家覺得很痛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前輩是用自己的人生價值來實現一個大我的升華。如果每一個人、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能如此，那麼我們所說的憂患意識就不成問題。而從這一角度來講，所謂的容易滿足、容易懈怠，究其根本就是人生的境界不高，沒有突破小我的束縛。
主持人：您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應該包括哪幾個方面？
李 捷：這個問題其實很具象，我想至少應該包括這麼幾個方面：
首先，要有憂黨的意識。一個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來自於對黨的前途命運負責的精神。先要“憂黨”，然后反身尋找自己的不足，反復檢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作為一個黨員干部，我應該為黨做哪些有益的工作。這種憂黨就不是空洞的，而是很實在的。我們每天都做好自己本職工作，年復一年，無怨無悔，這就是對黨的前途負責，也是共產黨員首當其沖的責任。
第二，要有憂國的情懷。本次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將每年12月4號確定為憲法日，並且要求所有經選舉出來的國家公職人員向憲法宣誓，這些都非常好。這不僅是一種對法律的信仰，更是一種對國家的效忠。憂國也不是空洞的，一個國家的公職人員，必須要做好本職工作。在依法守法方面，領導干部要求老百姓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自己都不率先守法，怎麼能夠服眾呢？這個率先垂范的道理由來已久：在古代，但凡帶兵打勝仗的將帥，其宣布的軍法自己都會首先做到——該斬首的斬首、該軍法處置的處置，否則國家不成為國家，政府不成為政府。
現在一些政府公信力的出現了問題，網絡上對公職人員各種各樣的說法比較多，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公職人員應該怎麼做？公職人員應該用什麼樣的道德操守來約束自己？這是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問題，是道德示范的問題。如果廣大黨員干部、公職人員能夠常懷憂國憂民之心，我們中國就一定會團結在黨的周圍、政府的周圍，形成一個不可抗拒的力量。常言道，“人心齊、泰山移”。而“人心齊”靠的是兩個東西，一是要靠黨的領導，二是要靠模范作用。現在很多人不知舊理，都拿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去說事，雖然這些錯誤需要我們痛定思痛、不忘教訓，但另一方面我們更需要記住，毛澤東同志一家為革命獻出了六個親人，這種道德的大義支撐他最終成為中華民族領袖。現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就是如此，要求大家做到的——比如說中央的八項規定，政治局的同志都首先去做，總書記率先垂范，這就回到了我們黨的傳統，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傳統。
第三，要有憂民的意識。作為共產黨員，作為領導干部，自己家的小日子過好了不算，自己家幸福了不算幸福，必須時刻想到人民：怎麼使得老百姓，特別是貧困線以下的民眾和我們一起過上好日子。現在社會存在著一種讓人擔憂的現象，雖然改革開放后，國家的發展使所有人都成為受益者，但是仍有一部分人認為缺少幸福感。一方面，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同時我們也要把誠信、道德等問題解決好，使整個社會良性發展。
我記得，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大會議結束后帶領政治局常委集體亮相的時候講的一句話，成了當時網上的一個流行語：“人民對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這就是一種憂民的情懷。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憂患意識教育能始終強調樹立憂黨、憂國、憂民三個情懷，我們的黨員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就不會懈怠，就能夠從小我境界進入到大我境界，也就能最終形成一種不能腐、不想腐的心態。
主持人：今天距離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進京趕考”的日子已經65年，現在，歷史的接力棒已經傳到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手中，每一個黨員干部的“趕考”都在繼續著。剛才您說到“趕考”的成績關乎能否長期執政，而“趕考”所必需的三方面憂患意識是不是可以幫助中國共產黨人答好歷史的答卷？
李 捷：這只是一個最基本的素質，還需在此基礎上轉化成一種能力，即如何通過自己一點一滴的努力，來實現為黨分憂，為國家分憂，為老百姓的幸福去謀利益。但是如果沒有這種素質，一切都談不上。而達到了這個人生的境界后，你的能力也就像毛澤東同志在《紀念白求恩》裡講的：“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這樣，我們方能將憂患意識最后轉化為支持黨長期執政的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方能不斷推動我們國家往前走。
主持人：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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