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必亮 張 勇：“太平洋和拉美的世紀”

　　【摘要】2000年以前，中拉經貿合作發展十分緩慢。隨著中國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和綜合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對拉美的重要意義日益凸顯﹔同時，拉美巨大的商品和投資市場加上其豐富的經濟資源對維持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習近平主席連續兩年訪問拉美，有助於推進中拉經貿合作速度，充分發揮雙方潛力，更好地實現雙方的經濟互補性發展和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提升南南合作水平與層次，改進和完善全球治理結構與機制。隻要雙方今后在繼續增進信任的基礎上，共同努力鏟除貿易保護主義藩籬、盡可能地促使投資與貿易在不同產業間實行更平衡的布局、加強專業人才培養，就會在經貿發展、工業化推進、基礎設施建設、金融合作等方面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

　　【關鍵詞】中國—拉丁美洲經貿合作 機遇 挑戰 趨勢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系解凍以后，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之間的關系進入良好發展新階段，雙方的政治互信不斷增強，經濟合作不斷深化。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兩個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成功地助推中拉經貿關系加快發展：一是在歷經了15年漫長而艱難的談判之后，中國終於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這為開啟中拉經貿發展的新時代奠定了堅實基礎﹔二是2008年11月5日，中國政府首次發布了《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明確提出了中國對拉美地區的政策目標以及新時期中國對拉美各領域合作的指導原則。

　　此后，中國更加重視和積極推進中拉合作。2004年11月，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訪問拉美時提出，中國希望和拉美成為可信賴的全天候朋友、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不同文明積極對話的典范。2012年6月26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聯合國拉美經委會發表了題為《永遠做相互信賴的好朋友》的演講，全面闡述了新形勢下加強中拉合作的政策主張，為推動中拉全面合作伙伴關系邁入新階段指明了方向。2014年7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領導人會晤上，闡述了新形勢下中國的對拉政策主張，提出了構建政治上真誠互信、經貿上合作共贏、人文上互學互鑒、國際事務中密切協作、整體合作和雙邊關系相互促進的中拉關系“五位一體”的新格局，並提出了打造“1＋3＋6”合作的新框架。至此，中國提出的關於中拉經貿合作關系的宏偉藍圖就非常清晰明朗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拉經貿關系日益密切，雙邊貿易投資量不斷增加。從貿易來看，2000年以前中拉貿易規模很小，進入新世紀后實現了快速增長，2000年突破100億美元（126億美元），2011年突破2000億美元，2013年達2616億美元，2013年與2000年相比，增長了19.8倍，年均增長率高達26.3%，而且保持了比較好的進出口大體維持平衡的狀況（圖1）。

　　從投資來看，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對拉美的投資迅速增加。其中，2010年是中國對拉美投資快速增長的一年，從流量看，達到了105.4億美元，同比增長43.8%，佔當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流量的15.3%﹔從存量看，總量達到了438.8億美元，佔當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13.8%。①拉丁美洲目前已成為僅次於亞洲地區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最為集中的第二大地區。截止2012年底，中國在拉美的直接投資存量已達682億美元，佔當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12.8%。②

　　隨著中拉貿易和投資的快速增長，雙方對金融合作的需求也“水到渠成”，而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在客觀上也促使中拉加快了金融合作步伐。2009年1月12日，中國正式成為美洲開發銀行第48個成員國﹔2009年4月2日，中國人民銀行和阿根廷中央銀行正式簽署了總額為700億元人民幣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2009年以來，中國分別與厄瓜多爾、委內瑞拉、巴西等國簽署“貸款換石油”協議﹔2007年中國與委內瑞拉設立聯合融資基金以后，中國不斷向該基金增資，等等。總之，目前中拉經貿合作已經形成了貿易、投資和金融合作三大引擎共同驅動的良好格局。

　　21世紀以來，中拉經貿合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機遇。以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為分界點，這種機遇體現為前期旺盛的世界需求和“后危機時代”的結構轉型。得益於世界經濟繁榮和比較恰當的經濟政策，2003∼2008年拉美地區年均經濟增長超過5%，人均GDP年均增長超過3%。其中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及其對初級產品的旺盛需求也從一定程度上幫助拉美國家較為順利、平穩地度過了國際金融危機。從發展趨勢來看，國際金融危機給世界各國帶來了結構調整的外在壓力，中拉經貿關系也因此而順勢轉向以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為基礎的深度合作，進一步合作前景廣闊﹔同時，中拉經貿關系也面臨著許多挑戰，譬如說全球經濟增長不確定性增加、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第三方因素”影響增強，等等。中拉雙方應該認清形勢，抓住機遇，充分發揮各自的潛力，共同應對各種挑戰，將中拉經貿合作推進到一個更高的發展新階段，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

　　戰略機遇

　　新興市場群體崛起重塑世界經濟格局。經濟全球化從兩個方面得以進一步加速，即國際分工由垂直轉為水平發展和技術轉移因跨國公司的擴張而更加普遍，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發展中國家憑借著“后發優勢”，廣泛地從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和經驗，在較短時間內用較低成本實現自身的技術創新，帶來了效率的提高，並通過快速的資本積累，促進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進入新世紀以來，作為新興市場國家最為集中的兩大地區——亞洲和拉丁美洲均獲益於此，並見証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集體崛起。特別是，2008∼2009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從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國際貿易體系、國際投資體系和國際貨幣體系，客觀上為深化中拉經貿合作開創了十分有利的新環境。

　　首先，世界經濟增長重心從“大西洋”轉向了“太平洋”。根據聯合國拉美經委會（ECLAC）的數據，2011年全球GDP增長4.4%，其中工業化國家（包括美國、歐盟國家、日本等）貢獻了其中的1.22個百分點，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拉美和加勒比、亞洲發展中國家、中東和北非、中東歐）貢獻了另外的3.18個百分點。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72%，而其中亞洲發展中國家和拉美地區國家對全球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48%和9%，這足以說明“后危機時代”亞洲和拉美地區已經成為引領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其次，世界貿易格局呈多元化發展趨勢。以拉美對外貿易格局為例，美國等傳統發達國家佔拉美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逐年下降，而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新興國家所佔比重逐年上升，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美國雖然仍是拉美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但其所佔份額已經顯著下降。從出口看，2000∼2010年美國佔拉美出口總額比重從59.7%下降至39.6%﹔從進口看，美國所佔比重從50.4%下降至29.1%，兩者均下降了約20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亞太地區和拉美國家內部佔拉美進出口的比重均顯著上升。③

　　最后，世界范圍內FDI流入呈現此消彼長的特征。發達經濟體吸收的FDI佔全球FDI流入總量的比重從2005∼2008年的年均佔63%降至2013年的僅佔40%﹔相應地，發展中經濟體所吸收的FDI所佔比重則從2005∼2008年的年均僅佔32%大幅增至2013年的佔52%，其中拉美地區（不含加勒比海離岸金融中心）從7%增至13%，發展中的亞洲經濟體從20%增至28%。④

　　南南合作水平提升改善全球治理機制。新興市場的群體崛起不僅縮小了它們與發達國家在國際多邊組織中的力量對比，而且通過務實的南南合作有效地改善了全球治理機制。從G7到G20，彰顯出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治理中迅速上升的影響力，而且以“金磚五國”為代表，新興市場國家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以及促進經濟可持續與平衡增長等方面達成了深刻共識。在2014年7月剛剛結束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次峰會上，金磚五國決定建立初始資本為1000億美元（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五國平均出資）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和基金總額為1000億美元（中國出資410億美元，巴西、俄羅斯和印度各出資180億美元、南非出資50億美元）的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這兩大機制被國際輿論公認為金磚國家迄今最重要、最務實的機制性建設，具有裡程碑意義。特別是，“應急儲備安排”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為應對共同的全球挑戰、突破地域限制所創建的集體金融安全機制的一種重大嘗試，將為金磚國家建設性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高它們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提供重要平台，並最終為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做出其獨特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