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必亮 張 勇：“太平洋和拉美的世紀”

　　優勢互補有助於構建中拉經貿合作的堅實基礎。優勢互補是中拉經貿合作的起點與基礎。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就資源稟賦而言，拉美是一個資源富集地區，不僅資源儲量大，而且種類繁多、品種齊全，石油、天然氣、黑色與有色金屬礦，以及農林牧漁資源應有盡有﹔而中國的快速城鎮化、工業化發展正面臨著資源與環境的嚴重約束，除在節能減排上做足“節流”的功夫外，同時需要從國外市場尋求“開源”渠道。從這個意義上講，拉美是中國工業原料的重要供應地，也是中國能源供給來源多元化的重要支撐。

　　第二，從產業發展來看，中國與拉美表現出明顯的產業互補特征。中國工業從無到有，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目前已經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發達的現代工業體系，制造業具備了一定的國際競爭優勢。反觀拉美，20世紀80年代初的債務危機導致拉美地區出現了“去工業化”現象，進而導致制造業競爭力下降。因此，目前就形成了中拉之間客觀上存在的“中國出口制成品，拉美出口初級產品”的十分顯著的互補特征。目前，拉美國家認識到中國已經成為其亞洲鄰國向發達國家間接出口的平台（它們是中國制造業所需的資本品和中間投入品的供應商）。因此，拉美國家積極參與到亞洲供應鏈和價值鏈之中，將直接成為中拉貿易結構不斷優化的強大動力，有利於提升雙方互補性的層次和水平，打造雙方互利合作的“升級版”。

　　第三，從資金實力來看，一方面，憑借龐大的經濟規模、充裕的外匯儲備、較高的金融盈利能力和在國際金融領域日益增多的話語權，中國有能力幫助拉美國家積極應對貿易融資萎縮、金融機構流動性短缺、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不足等困難與問題﹔另一方面，不斷創新的金融合作模式，不僅有利於中國外匯儲備管理多元化，而且有助於中國克服資源“瓶頸”，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

　　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有利於深化中拉經貿合作層次。從需求結構來看，中國和拉美經濟增長方式都存在著一些問題，消費、投資和淨出口增長不協調。就中國而言，1978∼2012年，中國消費率逐漸下降，特別是居民消費率已下降至40%以下，同時投資率逐漸上升到了40%以上（表1）。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固定資產投資和外貿出口拉動，長期發展的直接結果就是產能過剩和受外部市場的影響明顯。就拉美地區而言，其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高達80%，其中私人消費在1990年以前佔比超過70%，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佔比逐漸降到了66%左右。總體而言，最終消費（確切說是私人消費）始終是拉動拉美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除20世紀70年代外，固定資本形成佔GDP的比重都低於20%，年均大約在17%∼18%的水平（表2），拉美地區的投資率整體比較低。從國際經驗來看，作為發展中國家，僅靠消費驅動是不足以推進其經濟快速增長的。

　　目前中國和拉美都處於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期。由於調整結構、轉變方式，中國經濟增長近幾年出現了放緩的情況，2010年到2013年，增長率從10.4%依次降至9.3%、7.8%和7.7%。從各種跡象分析判斷，這種現象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預示著中國經濟開始從高速增長期向中高速增長期轉換，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也開始從主要依靠投資拉動向主要依靠內需拉動轉變，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將逐步增強。但對於拉美國家而言，則需要提高儲蓄率和投資率，更加注重產業政策和吸引外資的作用。因此，在經濟轉型發展過程中，雙方可以互相借鑒經驗與教訓，而雙方進一步的經貿合作將有助於促進這一轉型的完成與成功。

　　習近平主席兩訪拉美提速中拉經貿合作關系。2013年5月31日至6月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哥斯達黎加和墨西哥進行了國事訪問。2014年7月15日至23日，習近平主席應邀赴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次會晤，並對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古巴進行了國事訪問，還出席了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領導人會晤。習近平主席就任一年多以來兩次訪問拉美，體現出中國主要領導人對拉美的重視程度，凸顯了“拉美元素”在中國外交新布局中的獨特位置。習近平主席出訪拉美期間，中國和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古巴4國累計簽署各類合同和框架協議150多項，涉及金額約700億美元，涵蓋能源、礦業、電力、農業、科技、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等領域。而且，在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領導人會晤時，一致決定建立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共同宣布成立中拉論壇。特別是，習近平主席宣布了促進中拉合作的一系列倡議和舉措，包括10年內力爭實現中拉貿易規模達到5000億美元、中國對拉美投資存量達到2500億美元、正式實施200億美元中拉基礎設施專項貸款、提供100億美元的優惠性質貸款、全面啟動中拉合作基金並承諾出資50億美元，等等。因此，未來十年將是中拉經貿合作不斷深化的戰略機遇期。

　　現實挑戰

　　世界經濟增長仍存在不確定性。“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增長的不確定因素逐漸增多，會給中拉經貿合作帶來不利影響。首先，引發糧食危機、能源危機、金融危機的不穩定因素依然存在。具體而言，全球糧食供求依然處於弱平衡狀態﹔石油價格有可能因局部地區沖突和動蕩再度飆漲﹔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后果還在持續發酵，至今仍然沒有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其次，世界各國經濟增長出現分化趨勢。發達國家經濟復蘇步伐不一，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面臨不同程度的下行壓力。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4年7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將2014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下調0.3個百分點，降至3.4%。其中，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經濟增長分別為1.7%、1.1%和1.6%。中國、巴西、墨西哥經濟增長分別為7.4%、1.3%和2.4%，比4月預測時分別下調0.2、0.6和0.6個百分點。最后，因增長分化導致的全球宏觀政策難以協調。在美國逐步退出量化寬鬆政策的時候，歐盟和日本繼續維持大規模的量化寬鬆政策刺激。同時，隨著美國加快退出量化寬鬆政策的實施，美元升值預期不斷增強，並吸引國際資本加速回流到美國，造成新興市場國家貨幣貶值、資產價格暴跌。因此，新興市場國家宏觀調控面臨應對經濟下行和加息抑制資本外逃的兩難選擇。

　　貿易保護主義有卷土重來之勢。鑒於世界經濟增長低迷，部分國家開始實施通過“重振工業化”、“出口倍增計劃”等拉動經濟增長的戰略。競相爭奪出口市場引來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甚至大有爆發匯率戰之勢，不僅有些發達國家搞貿易保護，不少新興市場國家也採取了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根據WTO提供的數據，1995∼2012年中國遭受反傾銷調查的總量為916項，其中有248項來自拉美地區，佔27%。同期，中國遭受反傾銷措施的數量為664項，其中168項來自拉美各國，佔25%。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是拉美地區對中國實施反傾銷措施數量位居前三位的國家，分別達到67項、36項和20項。⑤中國企業應該對此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備和應對措施。一方面，面對貿易摩擦要利用多邊體制積極應訴﹔另一方面，可考慮逐步地減少並最終停止低附加值產品對這些國家的出口，通過產業和產品結構調整尋找與拉美國家實行產業內貿易的新機會。

　　投資不平衡引發的擔憂與質疑。隨著中國在拉美的投資不斷增加，部分拉美學者的擔憂和質疑也開始增加。他們的擔憂與質疑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從行業分布看，中國對拉美投資的90%集中在石油、天然氣、礦產等自然資源開採領域，因此有人擔心這種開採自然資源的投資方式會阻礙拉美地區的工業發展和技術升級，進而加深拉美地區的“去工業化”程度﹔第二，中國在拉美自然資源領域的大額交易大多是由國有企業主導的，因此有人擔心中國企業通過交易從拉美地區所取得的各種資產最終會集中到中國政府手中﹔第三，中國的農業投資往往被融入中國的產業價值鏈中，而不是就地加工實現增值，從而減少了留在拉美國家國內的附加值﹔第四，中國公司在其項目開發過程中，往往對社會責任與環境保護問題不太敏感，重視不夠，因此勞工糾紛和環保爭議等時有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