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
同時，制度變遷有著不同的模式和路徑，就中國而言，其制度變遷表現出如下特點：其一，中國的制度變遷屬於自覺式，而不是自發式。黨和國家認識到了我們的基本國情，在我們960萬平方公裡國土范圍內治理8000多萬黨員的黨組織、超過13億人口的社會，不可能靠自發方式的制度變遷，因為時間太長，代價太大，我們必須是自覺地去做，這樣時間相對短，代價相對小。其二，中國的制度變遷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我們不能等到黨和國家已經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才來思考出路，尋求變革，而應該居安思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這就要求我們的制度變遷必須是主動的、積極的、政府主導的過程。其三，中國的制度變遷主要不是誘致性的，而是強制性的。雖然中國的很多制度變遷都兼具誘致性和強制性特點，但還是以強制性為主。強制性的制度變遷可以加快我們的制度建設，在短時期內獲得制度紅利。例如在我們現在實行的政府採購制度下，使得1978年前全國隻不過就10億元左右的政府採購規模，在2006年達到了3600億元。
我們還要注意，國家基本制度是國家現代化的基礎設施，當然它不像高速公路那樣看得見、摸得著，屬於硬件基礎設施。制度建設是一種無形基礎設施，或者說是軟設施，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表現，同時也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制度建設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基礎性和先行性。因此，我把它稱之為是“無形投入”、“軟投入”，並且這種投入能夠帶來長期的回報和紅利。從經濟學上講，“硬投入”大多是一種即期回報、短期回報，而“軟投入”則是一種長期回報。古今中外國家發展的歷史表明，國家單靠賢明的君主或帝王是不可能實現長治久安的，能夠實現這一目標的根本途徑就是進行完備的制度建設，這也是我們要加強制度建設的根本原因所在。
總之，制度是一種特殊的（全國性）公共產品，國家或政府是它的主要提供者，也是它的主要實施者和保障者。我們進行制度建設，就是要降低黨的治理成本、降低國家治理的成本，以及降低社會治理的成本。
（作者為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胡鞍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