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的一天，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間會議室裡，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和鄭永年相約見面。早上剛下飛機的鄭教授風塵仆仆，皮膚晒得有點黑，他從緊張的會議安排中為我們擠出了兩個小時。
在此之前，記者曾兩次拜訪鄭教授，他給記者留下的印象是：思維敏捷，知識淵博。無論談什麼問題，他都能從歷史的深度和國際比較的寬度中找到參照，縱橫捭闔。他曾說：“在知和行之間架起橋梁，是學者最重要的任務。”不管工作多麼緊張，他每年都會到中國很多次，了解高層想法，體察民間實踐，做出自己的分析，提出自己的建議。
近期，他接連出版了4本書：《技術賦權: 中國的互聯網、國家與社會》《大格局：中國崛起應該超越情感和意識形態》《關鍵時刻：中國改革何處去》《不確定的未來：如何將改革進行下去》。我們的話題也是從當前中國的改革開始。
通過不做事、不改革來保持清廉，是一種變相的腐敗，而且是更大的腐敗
環球人物雜志：您覺得當前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鄭永年：任何一個新興經濟體在從發展中國家進入發達國家的進程中，都會遇到如何維持社會平衡、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問題。中國也是這樣。未來10年至15年，中國將經歷人均國民收入從今天的7000美元提升到1.3萬美元，進入高收入社會的進程，也就是人們所說的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這是一個不容易的過程。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二戰后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隻有十幾個國家順利避開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發達國家行列，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石油國家，除此之外就隻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日本和四小龍有其發展的特殊條件：日本戰后順利獲得了西方開放市場，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四小龍也同樣。另外他們都是較小經濟體。而中國則是今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個貧窮國家在這樣短的時間裡，以這樣快的發展速度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世界經濟史上沒有先例。西方走過這個階段用了100多年，中國如果能在今后15到20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進入發達國家，將創造另一個經濟奇跡。
怎樣通過改革避開這個陷阱，是中國當前最大的問題。在經濟方面，西方還沒走出200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直接影響中國出口﹔在周邊環境方面，南海、東海都面臨爭端。此外，中國自己也需要調整，經濟結構改革不那麼順利，經濟增長速度減緩﹔社會方面也面臨很多問題，如群體性事件、恐怖主義、環境污染、社會抱怨越來越深等等。
日本和四小龍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政策做得很好，奠定了消費社會的制度基礎，20多年間，中產階級達到了70%—80%。而中國經過30多年發展，中產階級隻有25%—30%。另外，社會政策沒有做好，像醫療、住房、教育等，太產業化、商業化了。中產階級比例小，表明窮人還佔大部分，這樣的社會結構，就容易出現政治、社會激進化的問題，政府面臨的政治壓力也很大。這些問題應該如何解決？隻能靠改革。
環球人物雜志：您最近出了好幾本書，其中很多都提到了中國改革。在您看來，中國的改革應該向何處去？
鄭永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主要講改革，這些內容和理念獲得了廣泛的認同。現在的問題是：誰來做，從哪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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