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人物雜志：中國能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善於向其他國家學習。在您看來，中國接下來最應該向哪個國家或哪幾個國家學習？
鄭永年：中國是一個學習型的國家。學習，不僅是指學習別人成功的經驗，更重要的還要吸取失敗的教訓。新加坡的很多成功經驗值得學習，蘇聯垮台的教訓也值得學習，日本經濟停滯的教訓值得學，美國的很多教訓也值得學。中國以前學習的主要是從貧窮國家到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經驗，下一階段，中國要從中等收入國家向發達國家發展，在社會政策方面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如日本和四小龍是怎樣成功解決的。我們不僅要學習友好的國家，也要善於向自己的敵人學習好的經驗。
環球人物雜志：您認為具備了哪些條件才能稱得上是一個真正的大國？
鄭永年：我認為，真正的大國首先是內部制度的可持續發展﹔第二要有意願和有能力承擔國際責任﹔第三要充當國際和平的角色，促進世界的和平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要幸福，就要超越個人利益，多為社會考慮
環球人物雜志：可否談談您現在的生活？
鄭永年：我個人的生活很簡單，就是讀書、寫書、社會調研。我常說，人如果要認真做些事情要有3個感覺：飢餓感、勞累感和孤獨感。男人尤其如此。我很喜歡跑步，每周會跑一到兩次，我發現跑步可以同時獲得這3個感覺。有時間我也喜歡爬山，和同事打打球。
我出生在浙江農村，上大學前一直做農民。80年代的大學校園裡風行存在主義，我受薩特等人的思想影響很大，相信人生是自己選擇的結果。每人每天都隻有24小時，做什麼不做什麼，是你的選擇﹔生活中的誘惑也太多了，要什麼不要什麼也都是你自己選擇的。
我和太太都是學者，我們選擇享受簡單的生活，這樣我們就有比較多的時間讀書和思考問題。我有兩個孩子，都在美國讀大學，女兒學人類學，兒子學工程。我常跟他們講，要幸福，就要超越自己的利益，多為社會考慮，知識分子沒有社會責任肯定做不好。
我從2008年至今都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一來到這個所，我就開會提出東亞所同仁之間不要搞政治，簡簡單單做學問，認認真真研究問題。在此之前，我曾在英國諾丁漢大學做過3年研究，當時的雄心還是挺大的，想做一個歐洲最好的中國政策研究所。后來選擇到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所，也是覺得新加坡離中國近，了解中國更方便。東亞所每周平均要給新加坡政府遞交兩個政策報告，加上行政工作和自己的研究，每天忙得不亦樂乎。
環球人物雜志：很多中國讀者熟悉您，是因為讀了您獨具視角的專欄文章，分析透徹，很有建設性，而且您研究中國的著作也很多。
鄭永年：每周給新加坡《聯合早報》寫一篇專欄文章，屬於業余愛好。開始是給香港《信報》寫的，到后來為《聯合早報》寫，已經連續寫了17年。
我在學術上沒有任何敵人，需要超越的應該是自己。馬克思講哲學家有兩件任務，即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我覺得認識世界，這是學者的首要任務，但我們也要認識自己的有限性。我見過很多世界著名的學者，越是大學者越謙虛，正是“知，然后知不足”。
環球人物雜志：您認為，學者最重要的責任或者價值體現在哪裡？
鄭永年：我不喜歡做象牙塔裡的學者，我喜歡做社會調查，經常每月兩次到中國搞調查。一個社會要進步必須知行合一，學者的任務是要在知和行之間架一座橋梁。人不能光生活在自己構建的理想當中，人類從來不缺少理想，但是99%的理想都死掉了！
現在，很多人抱怨中國缺少民主，缺少社會公正，論述民主怎麼重要，社會公正如何重要……這些實際上都是假命題，因為沒有人說民主不好，社會公正不好，最重要的是找到合適的方法來實現這些價值。學者與社會的關系，有點像醫患關系，首先要診斷社會問題在哪裡，底線是不能越治越壞。好的學者，就是要不斷地發現問題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不是利用社會的機會為自己贏得“喝彩”，那樣做是對社會不負責任。人是有價值的，但要拒絕被價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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