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屆中央政府的集權狀態已引起很多關注,各種看法都有。我認為,這在當下是必然的。一方面,改革需要集權。中國有太多既得利益集團,沒有中央集權,就很難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改革就推不下去。另一方面,集權也會產生負面效果,一些人對改革沒有積極性。因此,集權階段之后最終還要分權,把權力分給地方、企業、社會等改革的行動者。也就是說,集權實際上只是第一步,目的還是為了分權——通過集權收回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力,然后將這些權力分到地方、企業和社會,畢竟改革的主體和受益者都應該是他們。
當前的反腐敗運動也很重要。不反腐,政府就會失去老百姓的信任,會降低政權的合法性。不過,在現在強大的反腐壓力下,官員可能會因為擔心自身安全,而不敢放手改革。事實上,通過不做事、不改革來保持清廉,是一種變相的腐敗,而且是更大的腐敗,因為你佔用了非常有限的政府行政資源卻沒有做事。因此,反腐敗最終要制度到位,讓不腐敗又做事的人得到任用和鼓勵。
體制改革很不容易,因為后面都是龐大的既得利益,無論國企、金融,還是醫院、學校,動誰都很難。怎麼辦?可以通過體制創新,在既得利益之外創造新的利益。鄧小平就很智慧,在改革開放之初,一面遏制既得利益方,另一面不斷創造培養出新的利益。現在也要一方面遏制腐敗,另一方面給清廉干部創造好的平台。
三中全會規劃了長遠的發展藍圖,提出了幾百項改革目標。但在近期,必須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對百姓有利的改革。以前很多改革並未讓百姓獲得實惠,大多利益流向了既得利益集團。其實,有利於老百姓的突破口是能找到的,比如,公共住房。新加坡公共住房佔80%以上,香港佔50%以上,中國卻不到20%。中國城市人均住房建設面積是40多平方米,城市中有大量空房,而同時又有很多人沒房住,這就是分配出了問題。挖10個坑不如挖好1個坑,要實實在在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解決。
環球人物雜志:今年1月,路透社預測了2014年全球十大風險:其中中國改革位列第三。中國改革的成敗對於每一個中國人的影響是切身的,那對於世界它意味著什麼?
鄭永年: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人消費什麼不消費什麼,對世界市場影響很大——世界都在盯著中國。西方經濟復蘇仍然乏力,結構性改革無望,所以中國的改革成敗,決定著世界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同時,中國還是一個資本充裕的國家,誰都想要。今天的西方很虛偽,他們一方面需要錢投資自己的經濟,另一方面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又不讓中國資本過去,中國開發西方市場面臨巨大的困難。現在看來,中國完全可以通過復興絲綢之路,開發新興市場。
把多黨制與民主制畫等號是錯誤的
環球人物雜志:您曾說中國制度的最大特點就是內部多元主義,這個怎麼理解?
鄭永年:現在一說政治多元化,很多人就與多黨制相提並論。從許多國家的實踐來看,多黨制已成為政治體制的大包袱,把多黨制與民主畫等號是錯的。我把多黨制稱為外部多元主義。今天,很多國家的反對黨隻為反對而反對,結果政府什麼事也做不了。
我說的中國的內部多元主義是指開放的一黨制,即由執政黨主導的、開放的政治體系,各方面的經濟、社會等利益都可以在執政黨內得到體現和協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主要成功之處,就是開放,能容納不同的利益。
中國相當一個時期要建立內部多元主義,多黨協商也是通過共產黨來實現利益的,鄧小平搞的就是開放的政治建設。我所說的內部多元主義主要有3個概念:開放,使不同利益進入黨內協商﹔競爭,選拔與選舉相結合,選拔優秀人才﹔參與,讓廣大百姓參與。百姓中有很多人才,選舉只是手段,把社會精英選出來是開放最重要的一環。
中國內部多元主義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不夠開放,很多方面固化起來了。比如說,競爭的明文規定少,潛規則多。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非常開放,每個議員一年要發展一兩名新黨員,就是從社會基層挑選那些能力強、素質好、願意服務公眾的優秀人才。結果,執政黨越開放越強,反對黨自然就越弱。
環球人物雜志:就經濟發展而言,中國的確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大國了。但如果再自省一下,我們就會發現很多問題:很多人一切向錢看,食品安全問題嚴重,扶起摔倒的老人本來是個很簡單的事,但成了一個涉及道德和誠信的問題……這些問題背后,也反映了我們在道德價值問題上的迷惘。您認為我們該如何沖破這些迷惘?我們能從傳統中找到未來發展的力量嗎?
鄭永年:市場經濟沖擊社會傳統道德,世界各國都一樣會經歷這個階段。沒有道德的社會是無法生存的,關鍵是我們怎樣復興道德?古人雲:“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從政府的層面看,要通過好的社會政策,保証人民基本的生活發展需求,使人民不必為基本生活而焦慮。但中國的社會政策沒有做好,沒有能很好保護人民的基本生活。歐洲國家的社會道德提升,首先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提高了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措施,在這個基礎上,再去尋找文化資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宗教,儒、道、佛等都非常重要。但沒有好的社會政策做基礎,道德是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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