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問題，政黨制度的形成方式的分析。
這裡主要是分析政黨制度是長成的還是做成的。也就是說，它是內生式的還是移植式的。我們知道政黨制度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一個國家的政黨制度與政黨政治的產生和確立，是在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環境下，社會思想和政治進程的歷史產物。英國19世紀有一個著名的思想家叫約翰•密爾，在他的《代議制政府》這本書裡面講到，一國人民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從該國人民的特性和生活中成長起來的一種有機的產物，而絕不是故意的目的的產物。如果符合民族的感情和性格，通常是持久的。經過連續不斷的凝聚，就構成適合該國人民的政體，因而他的論斷是政治制度，包括政黨制度，不是做成的，而是長成的。
當今世界，各類政黨制度都有一些大致相同的運行方式和規則，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特點。但是，各國政黨制度的形成，都與本國的國情密切相關，都會顯示出鮮明的民族特性。而政黨制度是一個具有生命的復雜的體系，這個肌體與社會、歷史、政治、文化的傳承相互交融，就西方主要國家而言，政黨制度的產生與各國憲政歷史發展密切相關，憲法作為政治共同體法律秩序的基礎，在國家與社會的各個領域成為人們共同遵守的價值基礎和依據。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在社會政治現實中配置政治權力，支配著政治權力形成和行使的過程，規范社會各個領域的政治體制，影響和決定政黨政治的運行方式和機制。西方國家的政黨政治大多數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后，在議會或者總統選舉的過程中形成並逐步發展成熟的，規范性的表達途徑，使政黨在一定政治框架內競爭，而不是暴力相向，導致國家分裂。這樣就形成了競爭性的政黨政治。可見，凡是由本國社會歷史發展而來的政黨制度都有不可模仿的特殊性。
這樣的政黨制度適合於本國的國情，深深植根於本民族的土壤之中，具有較強的抗風險的、防震蕩的能力。因為政黨制度產生的歷史証明上述觀點的正確性，英國政治制度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后秉持漸進的原則形成和發展的。漸進積累性的即總體的和平政治改革開始於17世紀。隨著從國王向議會的權力的轉移，政黨形成，內閣制確立。隨著擴大選舉權的1832年和1867年的改革法案的實施，議會制的兩黨制逐漸形成，到20世紀初影子內閣制度產生，並且漸趨完備。
英國實行內閣制從形式上看，由內閣負責行政，議會負責立法，行政與立法分立，但是從事實上來看，行政立法兩權已經由執政黨連接起來，不再分立與制衡。也就是說，議會和內閣這兩部機器都是用政黨這部馬達來推動的。所以，議會和內閣只是憲政的表象，而實際運作權力的主體是政黨，同時，由於英國政黨的組織特性、嚴格紀律、領導方式與憲政體制的運作相互影響，才使得英國的議會制的兩黨制得以確立和發展。
在西方國家中，隻有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是在沒有形成國家特性和國民性格之前按照一定的政治哲學和政治理論設計並確立了一套政治制度。根據成文的憲法設計建構的，聯邦制、權力制衡和司法審查，是美國憲政體制的根本特征。美國的憲政體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衍生出總統制的兩黨制。美國兩大政黨組織鬆散，毫無紀律可言，因此從國家到政黨，權力集中的程度遠遠低於英國。有兩種情況在美國總統制下會發生，但是，在英國的內閣制下則決不會發生。一是，行政權和國會兩院分別掌握在不同的政黨手中的時候，等於在憲政體制的權力對立之外疊加了第二層的政黨對立，權力的分立和制衡因而更加強化。二是，如果行政權與國會中議院的多數黨同屬一個黨，黨的分立也會強化。這是憲政中三權分立的特性和制衡精神在政黨制度中的體現。政黨政治與分權的聯邦制的憲政體制互為表裡，使得總統制的兩黨制得益於結構鬆馳、無紀律可言的政黨組織配合，能夠順利地運行。由此可見，美國的政黨制度並不是人為設計的產物，而是適合美國的國情和憲政體制運行的需要而自然產生的。
當代中國政黨制度的形成和發展也是對生成論的有力的佐証。當代中國政黨制度是在中國人民爭民主、求獨立的斗爭中形成的，也是與多黨制和一黨訓政制度在中國的破產分不開的。中國最早的政黨—中國同盟會產生於1905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后，人們以為向往已久的議會制、多黨制、內閣制即可實現，所以幾個月內出現了名目繁多的數百個政黨，並且進行著目不暇接的分化組合。所以，這個時期的政黨大大小小有300多個，這個時候叫做原子化的多黨制。這樣的一種情況一般發生在推翻專制統治和黨禁放開之際，是民主化早期發展階段出現的一種現象。而民國初年出現的原子化的多黨制並非真正的多黨政治，因為沒有一個政黨能夠成為政治的中堅力量，而那個時候是軍閥政治。在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以后實行一黨訓政制度，軍事圍剿和特務統治是國民黨一黨統治的突出特征。抗戰后期結束一黨訓政制度、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憲政，就成為中國共產黨和各個民主黨派的一致的呼聲。抗戰勝利后，重慶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使中國的天空出現了議會民主多黨政治的一線曙光，中國共產黨和各個民主黨派合作，為實現這一目標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國民黨為繼續其一黨專政不惜發動內戰，並且宣布民盟等民主黨派為非法組織。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各個民主黨派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和推翻國民黨統治的斗爭，響應中國共產黨的“五一口號”，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就成為歷史走向的必然。
在協商建國、民主建政的過程中，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的特殊的歷史發展道路決定了多黨合作制度，既區別於一黨制又區別於多黨制，這種特殊性是建立在歷史發展的政治基礎之上的，是不可逆轉和假設的。政黨制度是否符合國情，從根本上決定了其政治資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因而也決定了其競爭力的高低。正是由於多黨合作制度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發展的產物，深深地植根於中華民族社會文化的沃土之中。所以，能夠經受住嚴峻的考驗，並且在實踐中不斷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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