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是官民無別的“以人為本”的民主，那麼具有民族傳統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正在努力構建的，則是民貴官輕的“以民為本”的民主。民主政治如同市場經濟一樣，具有超越社會性質的普世價值。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民主革命時期高舉民主大旗，與當時的專制獨裁統治進行抗爭，而且在新中國成立后不斷進行著不同形式的民主政治探索，並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重大任務。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執政為民”的理念 ，“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思想，以及國家憲法中“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至高至善規范，都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想的不同表達，也是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的理論基礎和憲法根據。
如果說幾千年封建專制時代，隻有以民為本才能換得民心，才是良善統治，那麼到了今天，隻有把以民為本提升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高度，建設好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才能獲得人民群眾的真正認可，才能凝聚起更廣泛的人心、民心，也才有國家的長治久安與國民的幸福安康。
（作者為國際關系學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特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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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觀的歷史演進過程
1996年之前：中國官方長期秉持傳統安全觀
中國官方在公開文件中最早使用“國家安全”這一術語是1983年。此前，無論是中共中央還是中央政府均未提及“國家安全”這一術語，雖然在政府工作報告和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報告中使用過“我國的安全”、“祖國的安全”、“國家的獨立和安全”等術語，並且長期以來不斷講到戰爭的危險和軍隊國防建設等國家安全問題，但卻沒有使用“國家安全”這一專門術語。1983年6月6日，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六屆人大一次會議所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為了確保國家安全和加強反間諜工作，國務院提請這次大會批准成立國家安全部，以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領導。”這是中國執政黨和中央政府首次使用“國家安全”一詞。
199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首次使用了“國家安全”術語，並4次出現“安全”一詞，但這些論述都集中在傳統安全色彩非常強的“軍隊建設”部分。
中國學者和中國執政黨及政府能夠不囿於“戰爭與和平”的傳統思維和傳統安全觀，而進一步去思考“威脅與安全”，是在“冷戰”結束七八年后的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
1996-2002年：從傳統安全觀向非傳統安全觀過渡
1996年7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在東盟地區論壇大會上發表講話，主張通過對話與協商，增進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通過擴大和深化經濟交往與合作，共同參與和密切合作，促進地區安全，鞏固政治安全。他提議東盟地區論壇開展軍轉民方面的對話，並適時開始探討綜合安全方面的合作問題。正是由於涉及“信任”、“合作”、“地區安全”、“綜合安全”等術語，同時還明確要通過“軍轉民”來“探討綜合安全方面的合作問題”，因而可以看作是中國開始在對外安全和國際安全領域探索一種不同以往的新安全觀。
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江澤民6次提到“安全”，其中3處是“國家安全”，而且還首次提到與傳統安全認知具有重要區別的“國家經濟安全”，這表明一種非傳統的安全認知已經出現。但是，這一報告依然把“安全”和“國家安全”放在“軍事”部分集中討論，因而也隻能說是非傳統安全認識已經出現，非傳統安全觀開始萌生，但並沒有形成比較完整的非傳統安全觀。
2002年之后：中國官方非傳統安全觀最終形成
經過世紀之交前后幾年的探索，以2002年7月中國政府在國際場合發布《中國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和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相互交織”為標志，中國官方最終形成了一種比較系統的非傳統安全觀。
2002年7月31日，在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議上，中國代表團發表了《中國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雖然這個文件闡述的依然是國際安全和國家對外安全問題，但卻系統論述了安全領域從軍事、政治向經濟、科技、環境、文化等領域的擴展，安全威脅日益多元化、全球化的趨勢，安全實現需要尋求多元化手段，特別需要通過加強對話與合作來尋求共同安全，因而可以說，這是中國政府提出的一種比較系統的非傳統國際安全觀和非傳統對外安全觀。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報告已經完全揚棄了局限於軍事和政治的傳統安全觀，在安全構成、安全威脅和安全保障等方面，都形成了一種既包括傳統的軍事、政治，又包括非傳統的經濟、恐怖主義威脅等在內的綜合性國家安全觀以及“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國際安全觀，並由此構成一種比較全面的非傳統安全觀。
此后，中國官方在歷年發布的各種公開文件中，繼續強調並不斷豐富和深化著2002年形成的非傳統安全觀，並使其在安全構成要素、安全影響因素與威脅因素以及安全保障體系等安全理論的三方面邏輯構成中不斷得以豐富和完善。
（劉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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