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究竟是右了還是‘左’了”
對於陳雲同志共產主義信念的堅定性，一些人出於種種原因，或者不理解，或者予以責難。在過去一個很長的時間裡，陳雲同志曾一直被認為是“右傾保守”的代表人物，甚至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幾度遭受冷遇。對此，他不以為然，一笑了之。記得我去他那裡工作，見他的第一面時，他就指著自己的鼻子說：“我是一個‘老機會主義者’。”可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些人又議論他“左”了，“保守”了，“僵化”了，境外敵對勢力的輿論更是乘機鼓噪。這些議論傳到陳雲同志耳朵裡，他笑著說：好哇，能把我“一貫右傾”、“老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摘掉，我很高興呀!有一次，在說到這件事時，他以開玩笑的口吻問我，他到底是右了還是“左”了。我對他說：“你沒有右，也沒有‘左’，你還是站在原處，沒有變地方。變地方的是那些說你右和‘左’的人。當他們站在你的‘左’邊時，覺得你右了﹔當他們站在你的右邊時，又覺得你‘左’了。”
那時，社會上流傳黨內分為“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說法，並把陳雲同志劃入“保守派”中。陳雲同志對此不屑一顧，照樣講他認為該講的話。但在私下裡，他對我說：“要說改革，我是大改革派。搞加工訂貨、對資本家採取‘定息’辦法，這不是改革?”實際上，不僅在20世紀50年代私營工商業改造中，陳雲同志提出了許多不同於過去蘇聯的做法﹔即使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進行的改革開放，一開始在很大程度上所依據的，也正是他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所提出的有別於蘇聯高度集中計劃經濟模式的“三為主三為輔”的構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他又就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這個體制改革中的關鍵問題寫出具有重大理論價值的專論，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對我們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對於對外開放政策，他同樣是始終真誠擁護、積極支持的，而且提出過許多具有戰略意義的建議。例如，“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對外開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們這裡來，我們也可以到人家那裡去”等等，就是他最先提出的。
陳雲同志對於改革開放一貫持積極態度，但同時也反復提醒全黨必須注意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消極現象和違法行為，要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抓住執政黨的黨風問題不放鬆，對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不能“鬆綁”。他強調：“我們國家現在進行的經濟建設，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改革。任何一個共產黨員，每時每刻都必須牢記，我們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如果這就叫做“左”的話，哪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不“左”呢?鄧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很多人隻講現代化，忘了我們講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些是1978年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一直這樣講的，從來沒有變過。”“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對於這一點，忘記或拋棄共產主義遠大目標的人，當然理解不了﹔用資產階級價值觀觀察問題的人，更是永遠也不會弄明白的。
早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同志就說過：“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蔑、謾罵或譏笑。”我們應當學習陳雲同志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無限忠誠的精神，一方面為黨在現階段的具體奮斗目標扎實工作﹔另一方面始終牢記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為把我國早日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不懈奮斗。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
(摘自《百年潮》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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