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陳雲同志給我的印象

“原則問題，該頂必頂”

共產主義事業具有空前的艱巨性、復雜性，看一個共產黨員的信念堅定與否，不僅要看他能否把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而奮斗同為黨的最高綱領而奮斗聯系在一起，還要看他有沒有為共產主義事業作出犧牲的勇氣。這種犧牲可能是流血、掉腦袋，也可能是因為堅持原則而遭受冤枉和打擊。陳雲同志歷來提倡共產黨員要敢講真話，敢於頂不正確的意見，哪怕這種意見來自上邊或者一時佔據上風。他常講的一句話叫做“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最欣賞的干部是在原則問題上“能頂”的人，稱贊他們“頭皮硬”﹔最瞧不起的則是那些見風使舵的人，把這種人稱之為“風派”。

黨的十二大之前，陳雲同志一邊審閱十二大報告稿，一邊不時讓我把他對稿子的意見轉告給起草組的負責同志。有一次，他說：“目前在我們的黨風中，以至在整個社會風氣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堅持原則，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堅持原則的人受孤立。……過去受‘左’的指導思想影響，過分強調斗爭哲學，不該斗的也斗，動不動就上綱到路線是非。現在又出現了另一種傾向，即怕矛盾，怕斗爭，怕得罪人。對於這個問題，如果隻從維護黨紀提出來，我認為還不夠，應該把它提到全黨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的高度。……隻有我們黨內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風氣，黨的團結才有基礎，黨才有戰斗力，整個社會風氣才會跟著好轉。”后來，十二大報告吸收了他的這個意見。

陳雲同志倡導干部要勇於堅持原則，他自己首先做到了。1959年4月，毛澤東同志就陳雲同志向他表示當年鋼鐵生產指標難以完成一事，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的講話中指出：“那個時候有人說陳雲是右傾機會主義，並非馬克思主義，而自己認為是十足的馬克思主義。其實陳雲的話是很正確的。”接著，他說：陳雲同志“這個人是很勇敢的，犯錯誤勇敢，堅持真理也勇敢”。這裡所說的陳雲同志“犯錯誤勇敢”，是指他1956年反冒進的所謂錯誤而說的，歷史已經証明，把那說成錯誤並不符合實際﹔但說他“堅持真理勇敢”，則是確實的。

在我即將離開陳雲同志秘書的崗位之前，他同我談了一次話，說他一生一方面小心謹慎，一方面又很硬。他說：“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毛主席要我講話，我不肯講，在陝西組的會上講了‘交換、比較、反復’。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我也是頂的，講了彭德懷的問題，超出了當時華國鋒關於平反冤假錯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界限。以后，審判‘四人幫’，政治局開會討論，許多同志主張江青判死刑。我說不能殺，同‘四人幫’的斗爭終究是一次黨內斗爭。有人說，黨內斗爭也可以殺。我說黨內斗爭不能開殺戒，否則后代不好辦。”這裡說到的1978年底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現在知道的人很多了。但此前還有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在那次會議上，陳雲同志也是頂“兩個凡是”的。那是1977年3月，開會前，當時的中央主要負責人打“招呼”，要求會上不要提天安門事件平反和恢復鄧小平同志工作的問題。陳雲同志不顧壓力，在發言中照樣說了“四人幫”粉碎后全黨全國人民最為關心的這兩件大事。事后，簡報組提出他的發言刪去這方面內容才能登簡報，那位負責人也親自登門做他的工作，但都被他拒絕了。后來，他的這份發言果然沒在簡報上刊出，但其內容還是不脛而走了。

當年，財經戰線的干部中流行陳雲同志的四句話，叫作“原則問題，該頂必頂，現在不頂，今后檢討”。他這四句話是說給自己的，也是說給綜合部門的。過去計劃經濟時期，一些地方和工業部門的領導人往往傾向於把自己那個地區那個部門的項目、投資盡可能搞多一點，產值、利潤盡可能搞高一點，發展速度盡可能搞快一點。但資金、原材料、動力、運力就那麼多，不可能滿足各方面的需求。因此，計劃、財政、物資、商業、糧食、銀行等綜合部門，往往成為矛盾的焦點，壓力特別大。在這種情況下，是屈從於壓力，勉強答應那些做不到或一時雖然能做到，但從全局看長遠看並不利的要求呢?還是頂住壓力，堅持按照客觀經濟規律和實際情況辦事呢?這對於綜合部門的干部和領導綜合部門的陳雲同志來說，都是嚴峻的考驗。

陳雲同志在新中國成立后主持過兩次較大的國民經濟調整，第一次發生在上世紀60年代前期，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這兩次調整開始時，阻力都相當大。如果不是陳雲同志頂住壓力，一抓到底，根本調整不動。就拿第二次調整來說，許多干部想不通，這也舍不得，那也不願丟，甚至認為經濟情況沒問題，調整是多此一舉，會因此耽誤時間﹔基建經費不夠可以借外債，即使搞一點通貨膨脹也不可怕。結果，1979年和1980年的基本建設規模不僅沒有降下來，相反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財政赤字，造成物價大幅上漲。面對這種情況，陳雲同志從解決思想問題入手，在中央工作會議、省市委第一書記會議等各種場合，反復給大家講道理。他說：“要承認經濟工作中存在很大的意見分歧，不僅做財經工作的同志之間有分歧，中央內部有分歧，而且中央與地方之間也有分歧。原因是財貿方面的同志不熟悉工業，工業方面的同志不了解財貿﹔中央不完全了解地方，地方不一定了解中央的困難。”他指出：經濟調整是必要的，並不是多此一舉。調整不是耽誤時間，如果不調整才會造成大的耽誤。對外債要分析，買方信貸的使用取決於國內為它配套所需的投資數量。用發票子的辦法彌補基建投資赤字，無以為繼，到了一定時候就會“爆炸”。通貨膨脹數量不大不可怕，但數量很大就很害怕。對陳雲同志的這些意見，鄧小平同志完全贊成，全力支持。他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雲同志負責財經工作，提出了調整方針，但因全黨認識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執行得很不得力。他明確指出：“我們這次調整，正如陳雲同志說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調整。”在黨中央和陳雲同志的竭力推動下，調整方針終於得以貫徹，很快理順了嚴重失調的各種重大比例關系，為后來的全面改革和經濟快速發展創造了穩定而寬鬆的環境。

但是，情況稍有好轉，一些同志單純追求產值、速度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們以實現黨中央關於工農業總產值在20世紀末翻兩番的國標為由，提出要“提前翻兩番”，要“翻三番、翻四番”。陳雲同志敏銳地覺察到這個苗頭，要我轉告黨的十二大報告起草組負責同志，在報告稿中要提出把20世紀的最后20年分成兩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積蓄力量，為后10年的振興創造條件。起草組採納了這個意見，並得到了黨中央的批准。十二大之后，他在聽取國家計委負責同志匯報時，針對一些地區和部門要求突破計劃上項目的情況指出：要分清前10年和后10年，要抓住這兩個10年的區別。今后各地要求開口子，計委要頂住。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經濟又出現過熱現象。他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再次提醒大家，百分之二十幾的工業發展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為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難適應這樣高速度的需要。他說：“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地穩步前進，這樣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則，造成種種緊張和失控，難免出現反復，結果反而會慢，‘欲速則不達’。”

陳雲同志在事關黨的重大原則問題上從不退縮，在黨和國家的危難關頭更是無所畏懼，挺身而出。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發生時，他正在外地養病，但當黨中央發出兩種聲音后，他毅然提前返回北京，召集中顧委常務委員開會，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並說：“現在是關鍵時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兩千萬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由於他當時任中顧委主任，又在黨內有崇高的威望，因此，他的這一表態對於促進全黨團結在鄧小平同志周圍、齊心協力平息那場政治風波，起到了其他人難以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