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企業主與資本家

在馬克思之后，堪與馬克思比肩的經濟史學家是布羅代爾。布羅代爾在《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這本巨著中，以極其豐富的史料論証了馬克思提出的見解，即歐洲資產階級產生於投資—放債制度和信用的擴張。他說，資本家首先是從國家那裡獲得了信用，然后利用這種信用進行社會融資，再以公共財政和國家稅收為抵押，把融資得到的資金借貸給國家，以此服務於歐洲近代國家之間的爭霸戰爭。因此，布羅代爾指出，資本主義體制產生於特定的戰爭信用體系，這個體系與《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一起成熟。戰爭國債制度是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真正基礎。

查爾斯·蒂利綜合了馬克思和布羅代爾的研究成果，從這個角度進一步說明了馬克思的話：因為資本活動從戰爭投資中壯大和崛起，所以，資本，從它來到這個世界那一刻起，每一個毛孔中都滴著骯臟的血。

從歷史上看，很少有大的國家能夠從當前的財政收入中支付它們的軍事開支。相反，他們要以這樣或者那樣形式的借貸來應付短缺：讓債權人等待、出售職位、從客戶強行貸款、向獲得將來政府財政收入分享權的銀行家借錢。如果一個政府或者它的代理機構能夠借款，它們就能……在收入之前花費。在收入之前花費使得昂貴的戰爭更為容易……而且，一個借錢很快的國家能夠比它的敵國調動得更快，從而增加了它贏得戰爭的機會。

毫無疑問，信貸的可利用性取決於一個國家以前對它債務的償還，但是它甚至更多地取決於資本家的出現。……資本家……把錢交到……國家手裡，並且收取數量可觀的稅收的折扣作為他的信貸、風險和努力的報酬。但是更常見的是，資本家充當主要的公債的組織者和持有者。他們的活動也促進了國家經濟的貨幣化。﹝美﹞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9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因此，尼採方才這樣說：把資本家的剝削僅僅理解為“對工人的剝削”，那實在是太狹隘了，因為資本家剝削的是“整個社會”，資本家是隨著資本的擴張、信用的擴張發達起來的階級，他們總起來說，是那種利用社會資金即別人的錢為自己賺錢者，正如銀行家是把全社會的錢集中起來放貸，是社會放貸者一樣﹔資本主義絕非僅是把現代社會變成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這兩個階級的對立，它還把一切社會財產剝奪為資本（投資），從而把現代社會關系轉變為買主與賣主、債務人與債權人的對立關系，因此，從根本上說，現代社會的對立，就是買主與賣主、債務人與債權人的無處不在的對立。

在資本家階級和資本主義起源這個問題上，馬克思與尼採是相近的，而他與恩格斯則是不同的。

既然資本主義社會是由資本投資活動支配的社會，因此，資本投資者與企業家便是不同的。生產與銷售，這是企業家必須關心的，但對資本投資者來說，他卻可以完全脫離這一切，因為（正如歐文的“合伙人”一樣）生產與銷售本身並不是他的目的。而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作為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貨幣佔有者變成了資本家。他這個人，或不如說他的錢袋，是貨幣的出發點和復歸點。這種流通的客觀內容——價值增殖——是他的主觀目的﹔隻有在越來越多地佔有抽象財富成為他的活動的唯一動機時，他才作為資本家或作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識的資本執行職能。因此，決不能把使用價值看做資本家的直接目的。”

因此，資本投資者固然可以把貨幣投向現實資本，即他固然可以借助於企業家，即借助於企業家對於商品和勞動力的佔有來獲得利潤，但是，他更可以把貨幣投向虛擬經濟，投向股市、債市、樓市、能源和資源市場，乃至投向戰爭，而不是把貨幣資本轉化為現實資本，因此“決不能把使用價值看做資本家的直接目的”。資本家階級隨著資本和信用的擴張而壯大，這個階級壟斷了以金融為核心的社會再生產領域，從而使整個社會都建立在“沒有任何現實基礎的信用制度”上，因此，如果不了解貨幣經濟學，不了解貨幣資本向虛擬資本的轉化，就不能了解什麼是資本家、什麼是資本主義。

在這個意義上，所謂企業家，充其量只是一個小小的資本家，或者說是辛辛苦苦的資本家參見馬克思：《資本論》，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574~57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罷了。雖然“決不能把使用價值看做資本家的直接目的”，但對企業家而言，剩余價值的索取，卻隻能通過商品和勞動力的使用價值才能實現。因此，企業家的全部罪惡，也不過就是處心積慮地剝削工人，而這種剝削從來只是局限在工廠和企業內部，因而是很明顯的，是很容易被識破的。

但是，作為資本投資者的資本家，卻可以利用世界發展的不平衡，通過加劇這種不平衡，通過不斷地制造虛擬資本與現實資本之間的不平衡，通過擴張資本的規模和流通速度，從而成為真正的“買空賣空”者。他把過剩資本集中起來，向遲發展國家和地區投資放債，向各個可以盈利的領域投資放債，以此掠奪其廉價資源和勞動力﹔他還把虛擬的、証券市場上造成的損失，轉嫁到公共財政頭上，讓全社會來承擔、埋單，而這都不需要在工廠內部剝削工人的剩余價值。

對於資本的活動，對於馬克思關於“貨幣資本”如何轉化為“現實資本”和“虛擬資本”，恩格斯只是理解了一部分，而且相對而言是很不重要的那一部分，這其實就是“貨幣資本”轉化為“現實資本”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恩格斯所津津樂道的那個簡單公式G—W—G′所表述的。但是，這一部分是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都提出過的，隻不過他們的解說不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的分析更透徹、更徹底罷了。

而關於“貨幣資本”如何轉化為“虛擬資本”，即抽象財富遞增的不懈運動，從而從“資本不斷加速流通和規模擴張”的角度去牢牢把握資本運動的規律性，這一部分才是馬克思開創性的貢獻，這才是馬克思所指出的使得“資本主義”真正得以成立的東西。可惜，恩格斯並沒有抓住這一點。

既然資本投資者與企業家不同，既然他可以脫離生產與交換的領域，那麼，他就不是按照生產與交換的實際情況來制定投資的法則，而是完全按照形而上學的法則來制定投資的法則，即按照邏輯的、數學的法則來制定投資的法則，這就是為什麼當今華爾街上的投資家和投機家，主要是由那些對於經濟學一竅不通的數學、統計和計算機天才所構成。正是由於資本投資的法則依據的是形而上學的法則，因此，投資活動本身就成為根據這些抽象的法則對於財富的想象、“對於財富不懈增殖的許諾”，就成為“想象的財富”。而股票、國債，就是這種被許諾的虛擬財富，它不過是對財富的預期，但卻是經過理性計算的預期，是理性包裝的財富想象，因此，它看起來就不再是一種想象，即不再是虛擬的、虛幻的。因而，所謂“虛擬資本”，也就是建立在形而上學基礎上的投資法則的產物，是“買空賣空”。

馬克思說：

這種証券的市場價值部分地有投機的性質，因為它不是由現實的收入決定的，而是由預期得到的、預先計算的收入決定的。馬克思：《資本論》，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5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銀行家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是由債權（匯票）、國債券（它代表過去的資本）和股票（對未來收益的支取憑証）構成的。在這裡，不要忘記，銀行家保險箱內的這些証券，即使是對收益的可靠支取憑証（例如國債券），或者是現實資本的所有權証書（例如股票），它們所代表的資本的貨幣價值也完全是虛擬的……馬克思：《資本論》，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53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資本家、投資家和投機家，他們絕非社會財產的捍衛者，而是將一切財產轉化為風險投資的“煉金術士”，他們的作用，無非是為四分五裂的資本主義世界提供一個虛擬的方向，提供一種虛擬的價值、一種虛幻的信心——一切債券和股票的實質就是如此。而所謂經濟危機，無非是這個四分五裂的現實世界呈現出其本來面貌，是資本主義內在的階級矛盾、社會矛盾、殘酷的競爭本相的呈現，但是，每當經濟危機爆發時，資產階級的政府與政客都不肯正視階級矛盾、社會矛盾和殘酷競爭日益擴大的現實，都不肯承認資本主義社會在分裂和解體中生成的真實，而是把經濟危機解釋為“信心的危機”、“信用”的危機。因此，對資產階級政府與政客來說，解決經濟危機的辦法，竟然便是“提振信心”，即提振對於“沒有任何現實基礎的信用制度”的信心，提振“投資者的信心”，於是，他們就利用國家財政和政府稅收的方式，去補貼股票和債券市場，以維持資本家的財富不貶值，以此提振他們的“信心”（還不如說是其貪得無厭的貪心）。當然，他們補貼股市、樓市和債市的錢，都是通過稅收和財政收入，即通過剝奪勞動者和一般國民而來的，或者是通過發行新的財政國債而獲得的，他們這是拿了勞動者的錢來補貼資本家。他們如此殺貧濟富，損不足而奉有余，而嘴裡一如既往，說的卻是“提振投資者的信心”、“信心比信用更重要”——而當今世界，也絕不僅僅是美國奧巴馬政府一家在這麼做。

在馬克思看來，永遠變動和不安定的資本主義世界，這個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的荒謬世界，這個生產領域與社會再生產領域尖銳對立的世界，隻能依靠有價証券為它的未來提供信心和預期，隻能靠虛擬的觀念為它提供方向和整體性，隻能通過虛擬經濟來承諾資本積累的永恆性﹔而日益龐大的虛擬經濟，完全是靠資產階級政府以財政手段剝奪社會大多數來支持的，這個1％vs 99%的游戲，從根本上說又是靠資產階級政權的槍杆子來支持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荒謬性，就在於它要靠虛幻的信心、虛擬的証券承諾來支持，因此，它是建立在對虛擬的資本的迷信之上的沒有信用的信用制度。資本主義之所以是“頭足倒置”的，也就是指這個荒謬的制度是建立在“槍杆子支持國家財政——國家財政支持股票市場——股票市場支持資本家的信心——資本家的信心和信用就是剝奪全社會”這個邏輯的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