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新歷史起點上的經濟發展與深化經濟改革

四、中國經濟成長的新途徑

宏觀政策的調整能夠緩解短期的總量失衡，但中國經濟短期失衡和長期不可持續的主要威脅，來自深層次的經濟結構性矛盾，而要從根本上緩解和有效控制這些結構性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途徑在於轉變發展方式。

發展方式轉變的基本內容在於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包括產業結構、市場組織結構、技術結構、投資與消費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進出口結構、城鄉結構等等。怎樣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根本動力在於創新驅動。效率提高是創新的函數，結構演進又是效率提高的函數。創新首先是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的基礎又在於人力資本的積累，人力資本的積累應快於同期經濟增速才可能支持實現可持續發展要求的自主創新力的提高。如果中國經濟在本世紀中葉趕上一般發達國家，根據世界銀行1970-2009年面板數據，估計第三產業佔比與高教人口佔比的關系，相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佔比應達到79%左右，每年平均需增長2.9%，估計屆時中國人力資本存量將是現階段的16倍左右，人力資本存量年均增長率要達到6.7%左右。﹝5﹞

制度重於技術，具有活力和競爭性，同時又具有有序和公正性的制度安排，是提升技術創新能力的前提。在中國現階段的制度創新，即是通過深化改革開放，培育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基本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但社會經濟發展的新目標、新變化、新失衡要求必須深化改革，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歷史要求。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如何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1.需要進一步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經濟改革的目標只是總體目標中的一個子目標，經濟制度和體制只是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一部分。國家治理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多領域的體制機制，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就是在制度體制上使各領域及相互間在權力、責任、利益機制上相互統一、協調，使權力有相應責任的約束，使責任有相應利益的刺激。國家治理能力則是指運用治理體系的水平，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現代化目標的實現要求經濟改革必須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總體目標中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全面、系統、協調推進改革，才可能取得成效。同時，在對改革績效的判斷和檢驗標准上，從貧困時期更突出生產領域的效率及人們物質生活的改善為主逐漸更加豐富起來，在強調效率目標的同時，更加關注分配領域的公平，更加關注讓廣大人民群眾真正公平，充分地分享改革帶來的發展福利，在不斷提高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同時，更加注重更高層次、高尚的物質、精神生活追求，因而改革所追求的總目標，就必然更為系統、更為全面，包含更為豐富的歷史追求。

2.需要全方位部署改革任務，即以“六個緊緊圍繞”概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建等領域的改革重點，同時強調在諸領域改革中必須“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因為我國現階段作為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要矛盾並未改變，發展是硬道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要求並未改變，經濟改革需以總體改革為基礎，總體改革則需以經濟改革為牽引。

3.以經濟改革為重點和牽引，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堅持這一方向，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經濟改革的關鍵已從初期的企業改革轉變為政府與市場的相互關系的調整，尤其是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機制的改革，包括宏觀調控方式、財稅體制和財政政策、貨幣體制和貨幣政策、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相互關系等等。應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改革，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也就是說在微觀上(資源配置本質上是微觀命題)努力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在資源配置上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必須使市場微觀主體即廠商和消費者行為受市場規則硬約束。市場規則的根本在於兩方面，一方面是從事先公平原則出發，市場主體一律機會均等，不應存在制度歧視和特權﹔另一方面是以效率為市場競爭的目標和歸宿。宏觀上，政府在充分尊重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更有效地發揮作用，尤其是發揮克服市場失靈和局限方面的作用。越是資源配置中市場作用充分，市場失靈和局限也就越明確，進而也就越需要針對市場失靈的有效科學的政府調節，因此政府職能的轉變和相應體制改革對於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更顯得關鍵。

4.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改革的真正難點逐漸從市場作用空間的拓展，轉變為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和市場有效性的提升。雖然傳統計劃機制和行政力量對資源配置的直接干預仍需不斷克服，但更重要的在於完善市場競爭秩序，改革的真正難點從拓展市場作用規模逐漸轉移到提高市場質量。因此，市場秩序的完善更為迫切，包括市場競爭的內在秩序和外部秩序，內在秩序主要包括競爭的主體秩序，即企業產權制度，它回答誰能進入市場，誰在展開競爭？競爭的交易秩序，即價格決定制度，它回答怎樣確定交易條件，怎樣實現交易？這兩方面的制度安排構成所謂市場內在競爭機制。外部秩序主要包括：市場經濟的法治秩序，即對市場競爭內在機制的法制確認﹔市場經濟的道德秩序，即對市場競爭內在秩序的精神弘揚。顯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進程的難點從市場規模擴張轉向市場秩序完善，要求改革本身必須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及生態文明制度等多方面的系統推進。

5.就市場競爭內在機制中的主體秩序(企業產權制度)和交易秩序(價格決定制度)改革間的相互關系而言發生了變化，需由不同階段的分別先后推進的改革邏輯轉變為統一共同推進。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和價格制度改革孰先孰后，是改革過程中長期爭論的命題，在實踐中大都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側重，在我國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開)之前改革的重點集中在分配領域和流通領域，很少涉及企業產權，雖然對國有企業進行了簡政放權、放鬆讓利及承包制等改革，但均是分配關系的調整(國有企業承包與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根本不同在於，企業承包的是上繳利稅指標，農村家庭承包的是土地使用權，一個是分配關系的調整，一個是產權關系的變化)。因此，在城市經濟改革初期價格改革和調整更顯活躍。中共十四大明確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導向，繼而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特別是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后明確肯定股份制，我國企業改革的重心才真正由外部價格秩序改革轉移到企業產權改革方面。目前，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方面，在全社會所有制結構上，已從國有制佔絕對優勢演變為混合所有制結構，據普查數據，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實收資本中，國家資本佔19.6%，集體佔2.1%，法人資本佔30.5%，私人資本佔23.9%，外資佔23.9%﹔另一方面，企業本身的產權主體也逐漸多元化，規模以上的國有控股企業中，國家資本佔50.6%，集體佔0.4%，法人資本佔42.3%，私人資本佔2.7%，外資佔4%﹔在私營工業企業實收資本中，真正個人資本也隻佔67%，其余為法人資本或集體、國家資本﹔在外資企業中，真正外商資本為76%，其余為法人資本或集體、國家、個人資本。﹝6﹞也就是說，現階段我國所有制結構混合化和企業產權主體多元化已取得顯著進展，我國市場主體秩序深化改革面臨的主要矛盾在於三方面，一方面是國有企業的產業組織問題，包括國有企業的分布結構和反壟斷，即國有企業與市場的關系﹔另一方面是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問題，包括政企分離和權、責、利間的制衡，即國有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及內部權利的制衡關系﹔此外，更為重要的是在制度上提高不同經濟性質的企業在市場上展開競爭的公平性。因而，交易秩序的改革即公平的競爭性的價格決定機制的培育和完善，就與主體秩序的改革形成統一的相互依賴的整體，沒有真正受市場規則約束的企業，就不會存在公正的、競爭性的價格，交易主體(產權)決定交易條件(價格)，但沒有公平競爭的交易秩序，任何市場主體都不可能展開充分的公平競爭。

6.在市場體系的培育上，需從商品市場體系構建為重點，包括投資品和消費品的市場化為重點，逐步轉向以要素市場化為重點。經過35年的改革，我國商品市場化已經基本實現，無論是投資品還是消費品，已由改革初期90%以上由政府定價轉變為90%以上由市場定價，盡管其中存在競爭的不公平性，但交易和定價方式已經由計劃機制轉變為市場機制。真正構成市場深化瓶頸的是要素市場化，包括勞動、土地、資本、專利等要素。事實上，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根本在於要素的市場化，要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關鍵也在於要素的市場化，離開勞動、土地、資本、專利等要素市場化的深入及完善，我國面臨的一系列資源配置的深層次矛盾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障礙難以解決。

7.在二元經濟狀態下城鄉改革在不同時期分別展開的推進方式，需逐漸轉變為城鄉統籌，城鄉間形成統一的、相互聯系的改革發展整體。在現階段，城鄉間孤立地展開改革已不可能，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已使城鄉二元經濟狀態發生了深刻變化，雖然二元經濟狀態依然鮮明，特別是城鄉間二元體制差異仍較顯著，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進展到必須從根本上克服二元經濟狀態的歷史關鍵時期，並且，這種二元經濟狀態的根本克服需要重大的制度創新。一方面，就經濟改革而言，必須依靠要素市場化，包括農村勞動力市場化的完善，農村土地確權和市場流動，建立統一城鄉建設用地市場，培育和完善金融市場體系，特別是培育農村金融市場，加快資本市場化，等等﹔另一方面，就總體改革而言，必須使城鄉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各方面體制改革統一為一個整體，因為二元經濟的根本克服是涉及到社會方方面面的根本性的歷史劇變。

8.在改革的推進方式上，需由“摸著石頭過河”為主要探索方式，向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的方式轉變。也就是說，在總體目標、總的方向和基本的改革任務及命題上，在改革的歷史邏輯和進程上，由頂層統一設計，提出統一命題，但在具體實踐上，則採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逐一探索。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統性和多方面的協調性以及矛盾的深刻復雜性，要求必須在改革方式將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統一﹔另一方面，經過35年改革實踐，我們所積累的經驗和我們所面對的新困難，使得我們既有自信也有需要將兩者統一起來。

﹝參考文獻﹞

﹝1﹞所引數據源自國家統計局《統計年鑒》相關年份數據﹔世界銀行數據，源自相關年份的《世界發展報告》。

﹝2﹞【美】克魯格曼.亞洲奇跡的神話﹝J﹞. 外交,1994，(6): 62-78.

﹝3﹞劉偉，張輝.我國經濟增長中的產業結構問題﹝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3，(1)：98-118.

﹝4﹞北京大學國民經濟核算與增長研究中心.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2﹝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5﹞北京大學人力資本與國家政策研究中心課題組.我國人力資本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研究﹝A﹞.教育部教育規劃與戰略研究理事會秘書處.教育科學決策研究中心2012年學術年會報告匯編﹝C﹞.2012.

﹝6﹞陳永杰. 我國各類所有制經濟的份額與比重——基本經濟制度科學表述研究(二)﹝J﹞.經濟研究參考，2012,(5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