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雷，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文選》學會副會長、廣西中國文學學會會長。
■胡大雷
引發“立言”不朽話題的人
《左傳·文公六年》稱“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才“著之話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稱“立言”使“命之不長”而得以“不朽”。此處稱“立言不朽”，是由臧文仲引出。那麼，臧文仲何以成為“立言”的榜樣？他怎樣的“話言”可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呢？而更深層次、更普遍的問題，則是彼時的“立言”具備了怎樣的內容與形式，才能有“不朽”的可能。
“立言”何以“不朽”
臧文仲（？—前617年），姬姓，臧氏，名辰，稱臧孫辰。臧哀伯次子，謚文，故死后又稱臧文仲。春秋時魯卿，世襲司寇，執禮以護公室。臧文仲歷事魯庄公、閔公、僖公、文公四君。曾廢除關卡，以利經商，於國於民，盡職盡責。他博學而不拘常禮，較為開明，對魯國的發展起過積極的作用。臧文仲登上魯國政治舞台，正值齊桓始霸、齊魯力量對比懸殊，他受命於危亂之際，負斡旋之重任。
首先，藏文仲的“立言”是伴隨事功而產生的，或謀略，或進諫，或外交。《左傳》載，僖公二十一年夏，魯國大旱。魯公欲焚巫尪求雨。臧文仲認為這不是抗旱的辦法，當務之急是“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魯公聽從他的話，果然百姓沒有遭受大災難。僖公二十六年，臧文仲與東門襄仲到楚國求援，以他國兵力戰勝敵國，也有言說的一份功勞。僖公二十四年冬，周王室內亂，王使來告難。按照臧文仲的意見，魯國前去慰問。僖公三十三年，齊國庄子來聘，臧文仲贊賞國庄子的“有禮”而且“敏”（謹慎恰當），於是勸僖公朝見齊國。又有反面的例子。僖公二十二年，邾人出師攻打魯國。魯公不聽從臧文仲勸誡，魯師敗績。邾人繳獲魯公的頭盔，懸挂在邾國的城門上。
“立言”伴隨事功而生，又有《國語·魯語上》記載的四件事。一是“告糴於齊”。魯國遇到飢荒，臧文仲言對庄公說：我們與四鄰，“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就是為了有困難時互相幫助。我們“鑄名器，藏寶財”，就是為了百姓有困難時使用。現今國家有災，為什麼不“以名器請糴於齊”？臧文仲主動請往，齊人歸還名器寶財玉而賣給魯國糧食。雖說是“立功”，但都離不開言詞的力量。二是解救衛成公。僖公二十八年，晉人執衛成公，臧文仲勸魯僖公出面解救，說：“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從此晉更尊重魯國，聘問時給魯國的禮物高人一等。衛侯也派人給臧文仲禮物，遭到婉言謝絕。臧文仲的謀略提高了魯國的地位，贏得諸侯的尊敬，功成后安守臣子本分。三是分曹地。僖公三十一年，晉文公分曹地給諸侯，魯僖公使臧文仲前往，他聽從驛站主人的話，獲利最多。回國后，主動為驛站主人請賞。四是接受批評。有海鳥名叫作“爰居”，落於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供祭，遭到展禽的批評，他立馬認錯。
從這些伴隨事功的“立言”看，臧文仲“立言”，一是強調合乎禮，二來強調百姓利益，三是強調本國利益，四是聞過則改。
其次，我們來看藏文仲較為單純的“立言”。《左傳》載，庄公十一年，宋國發大水，宋閔公說：“孤實不敬，天降之災。”臧文仲稱贊宋閔公歸罪於自己﹔自稱“孤”，合乎禮儀，斷定宋國必盛。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說：“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文公五年秋冬之際，楚滅六與蓼二國，臧文仲聽到后，感嘆說：“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再其次，臧文仲去世后，人們或把他的話當做格言。文公十七年，臧文仲已去世七年，魯國襄仲到齊國參加盟會，回復魯文公時引用臧文仲的話：“民主偷，必死。”次年齊懿公被殺。文公十八年，魯大史克以臧文仲的“立言”論証“事君之禮”。可見臧文仲“立言”影響深遠。
從上述臧文仲的“立言”可知，所謂臧文仲“言得其要，理足可傳”，是因為話說到要點上，或在現實中發生效益，或他人期望其在將來的現實中發生效益。從形式上來說，臧文仲“立言”的最高境界，是具有從特殊到普遍概括的意義，實現了從具體到概括，展現出超越時空界限的適用性，所以韓愈稱贊臧孫辰是“以道鳴者”。
從語言的表達來說，琅琅上口則有利於流傳，史載臧文仲言以及藏文仲本人在“立言”時所引用的話語，也多如此。
形似神異的兩種“立言”
曹丕《典論·論文》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雖是“立言”，臧文仲與曹丕所論有接受者與行為者的不同。臧文仲的“言”是因事而發，因其本身的“言得其要，理足可傳”，並非為“立言”而“立言”。曹丕號召的“立言”，是主動地追求不朽的名聲，具有為“立言”而“立言”的意味。曹丕所說的“立言”，已是“文章”的“立言”，是自己以文字的形態留存﹔而臧文仲的“立言”本是言說，其成為文字形態的留存，是因其自身的魅力與作用，是由他人的記載。這些就是“口出以為言”與“筆書以為文”的“立言”的不同，前者是一種客觀效果，而后者是一種主觀願望與自覺行為。
(來源:中國教育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