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報訊 圖為：章開沅
記者李思輝
本報3月19日刊出獨家報道《章開沅請辭“資深教授”頭銜》后，引起百余家媒體跟進。章先生為人為學的高風亮節，對教育積弊的憂慮，引起社會熱議。日前，在其辦公室，本報記者再度專訪章先生，進一步呈現他對打破高校利益板結，推動高等教育改革等問題的看法。
■大學校長本應是學者、是教育家，現在卻倒逼著他們去討封要級別，或是副部級或是正廳級，搞九品中正制那一套，校長們“實在是太可憐了”。
■教育家的眼裡是“人”而非“物”，是人的內心修為的培養以及其所處的外部環境的改造，而非功利的利益算計。
■我從自己開始改革，辭去“資深教授”，不要這個待遇了。我一個年近九旬之人勉力做點力所能及之事，袞袞諸公身居要職、精力充沛、見識高遠，不妨也拿出些真作為來。
高教改革可以借鑒一下過往
記者：新一輪高等教育改革已經開始，作為歷史學家，您認為這次改革怎麼推進？
章開沅：我覺得可以借鑒一下過往。比如當前，教育界不少人都在談論民國時期的大學。人們的這種討論，某種程度上是基於對現今大學的不滿。
事實上，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我們對民國教育認識不足。民國教育是中國教育史上不可改變的一段，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段。它完成了打破晚清教育的全盤西式移植，探尋切合中國特色新式教育模式的初步過程。培養了鄧稼先、楊振寧等一大批大家，這是事實。我也曾受益於那時的大學教育。今天，我們應該客觀批判歷史，不能再像文革時期那樣任意貶低、批判它。
記者：民國時期的大學也有不如現在的地方吧？
章開沅：太多了。某種意義上說，那時的大學跟現在不可比。過去的大學哪像大學，很多大學就三五百人，還沒有現在一個學院、一個系大，有的系才一兩個學生。現在的大學辦學規模多大啊。那個時候的科研條件也差，查資料、搞研究，困難很多，非常不便。
民國的大學很窮，科研經費普遍非常緊張。公立大學尚且經常拖欠教員的薪資，更不要說私立大學了。那時大學的經費來源主要是靠社會募捐。西南聯大那會兒，竺可楨還帶著學生在街邊擺地攤籌集辦學經費呢。那個時候的大學校長，哪像現在這麼闊氣，有國家財政撥款。
有人說，現在的大學生不如過去的中學生，這也不全面。現在的孩子多有才華。他們幾乎人人有特長，個個會才藝，吹拉彈唱了不得，過去的學生灰頭土臉的，跟現在怎麼比？完全沒有可比性。
大學要有充分的辦學自主權
記者：具體來說，借鑒什麼呢？
章開沅：那時高等教育辦學的空間比現在大。現在的大學佔地面積、規模等空間肯定比過去大，但是過去的大學辦學自主程度，也就是整個學校自由運轉的空間比現在要大。
民國時期，許多大學校長都是聲名顯赫的大學者。當時我就讀的金陵大學的校長陳裕光，就經常受邀和重要人物一起做禮拜。那個時候整個社會對大學校長、大學教員看得也更重一些，當個人物來看。大學校長過關出境，政府要員、各界賢達都是很尊敬、很有禮貌的。
我也當過大學校長，恕我直言，現在的大學校長給人感覺“就那麼回事”。校長有時候得陪吃陪喝鞍前馬后，不這樣做還不行。有官位級別尚且如此，沒有級別更糟。有一個時期，一些設在地市州的大學校長，沒有明確級別。開會得和公社書記坐在一起。
南方科技大學的校長朱清時，因為沒有行政級別，不久前去開會連門都進不去。大學校長本應是學者、是教育家，現在卻倒逼著他們去討封要級別，或是副部級或是正廳級，搞九品中正制那一套，校長們“實在是太可憐了”。大學校長、教師受尊重才能自尊，才能自強。
民國時期大學校長對董事會負責，但董事會不得干預具體辦學。民國的大學幾乎都有高度的自主權，可以根據教育法令自主運作。當時的教育部門很少過問具體的招生、辦學、人事、財務等事宜，大多是根據學校的教育提出一些改革建議。當時的金陵大學是教會大學，主要採用英語教學。教育部官員提出“國文教育不夠”，於是就增加一些漢字漢語課程。當時，政府官員也沒那麼多，督學來了很快就走了，學校師生都不知道，根本不會挂橫幅、開大會、搞迎接。
記者：現在的大學缺乏足夠的自主權？
章開沅：不錯。蔡元培倡導自主辦學沒有請示誰吧？他改革暮氣沉沉的京師大學堂，讓北大煥發出勃勃生機，這了不起吧？但是，蔡元培可能比不上現今任何一個大學校長。因為他行政能力不強。現在的大學校長要懂學術，要會搞行政，要長袖善舞，否則就要吃虧，這很不正常。大學應該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教育實體，要有足夠的自主權。
教育家的眼裡是“人”而非“物”
記者：大學應該由教育家來辦？
章開沅：非教育家辦不可。教育的本源是“愛”，而非灌輸。大學是文明的傳承者，文化的整個長河靠教育傳承。大學校長必須是教育家，教育家的眼裡是“人”而非“物”，是人的內心修為的培養以及其所處的外部環境的改造，而非功利的利益算計。賺錢的專業就辦，不賺錢的就不辦﹔用得上的專業就考，用不上的就不考，這怎麼行？
現今的大學有兩大腐敗淵藪。一是基建，一些校長、副校長在這上面栽了跟頭﹔二是科研經費申請的作假。后者對大學的敗壞最甚。申報科研項目，應該是啟動后，再根據成果給予相應扶持。現在是還沒有做就吹、就跑關系，有的吹得好就真的搞到了錢，有的甚至是虛報虛套。審計的時候，報銷的條子抓一把查一查，就可能發現問題。
現在正是教育改革的“生死關頭”，大學隻能改革，沒有退路。知識精英要起作用，尤其是教育家必須認識到自己在文化長河中的地位，傳承文明，承上啟下，銳意改革教育積弊，培養真正有大作為的人才，而不是整天坐在辦公室裡撥算盤。
當今大學教育改革需要自我革命
記者：那麼，當今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和突破口在哪裡？
章開沅：我以為改革的方向是兩句話：讓大學回歸主體，讓大學回歸本位。改革的突破口是教育家的自我革命。
一是要敢於說話，要有對歷史負責的態度。現在大學積弊甚多，但一些人默不作聲，這很讓人焦心。教育前途，攸關未來。“沉默的大多數”要作聲，在職的教育家更要作聲。提出改革對策，形成改革共識。
二是要有真擔當，要有自我革命的決心。現在有些大學校長宣布在位期間“不承擔項目，不插手財務”，這是起碼的要求，但是一些校長至今做不到。校長要帶頭，有個改革的樣子。誰當校長科研經費、各種資源就向誰集中，這種霸佔要不得。
尤其不能貪圖享受。辦公室要那麼大干什麼呢？還有的學校降級賣文憑，要不得的。習總書記強調焦裕祿精神、延安精神，強調廉潔自律，很有必要。教育家當率先做到，以為世范。
我們要記住“君子慎獨”的古訓，多一份教育家的清高和風骨，不要沉浸在學校排名、曝光多少、項目幾何的怡美中。
記者：在您看來，當下高等教育改革的前景如何？
章開沅：目前，中國的高等教育盡管積弊不少，但依然大有希望。《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設計合理，這一次改革值得期待。我們要把握住這次教育改革的大好機會，幡然猛醒，自我改革，有所建樹。
改革關鍵是要行動，不要再等待觀望了，不要再打太極搞“迂回戰術”了，拿出切切實實的行動來。我從自己開始改革，辭去“資深教授”，不要這個待遇了，就是出於這樣一種考慮，起點推動作用。我一個年近九旬之人勉力做點力所能及之事，袞袞諸公身居要職、精力充沛、見識高遠，不妨也拿出些真作為來。
(來源:湖北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