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西方自由主義“普世”理念的破產

二

“普世人權”的力量就在於它初始作為一種理想的力量曾點燃了人們行動的激情，然而真正使人們產生熱情的並不是那種抽象的“自由至上”，而是消除壓迫、剝削並最終消滅階級這些具體的平等要求。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這種實質上的分歧，使得革命的預期和實際結果存在巨大的反差，也使得“普世人權”在歷史實踐活動中越來越暴露其作為階級權利的本性。行動的結果並沒有如願產生自由平等的社會現實，相反，卻出現了階級矛盾空前尖銳的資產階級社會。“普世人權”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極分化及階級對抗，使得西方自由主義面臨空前的理論危機。

否定革命、崇尚改良是西方自由主義進行自保的一次歷史轉型，保守的自由主義由以成為其思想主流。它把理想和現實的巨大反差歸結為革命的罪過，歸結為革命所激發的群眾狂熱、所產生的“民主暴政”及其破壞性，以不能“一蹴而就”的去革命化迫使人們屈從現實，以利己主義個人本位去階級斗爭化、把社會矛盾歸結為個人自由和公權力的抗爭。這樣，原來還包容了革命原則的“普世人權”，就完全蛻變為了粉飾現實的辯護工具。於是，“憲政民主”成為政治楷模，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成為最優經濟秩序，追求自利最大化成為自由的核心價值。西方自由主義自以為隻要澆滅了革命的激情和反抗意志，就可以通過繼續兜售其“普世人權”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但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作用、革命的功過是非，不是可以隨意評說的玩偶，而是經由實踐檢驗的歷史事實。

歷史証明，“普世人權”隻有同一定的階級、民族解放相聯系，才能發揮其合理的歷史作用﹔而當它一旦同革命、階級斗爭、民族運動切斷了聯系，就不僅成為空洞偽善的口號，更是成為了霸權主義維護自身利益的得力工具。

三

西方自由主義“普世”理念在中國的破產，是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發展的客觀邏輯，就是說，資本主義解決不了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的主題，即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不是沒想過、也不是沒做過。跟著資本主義走，隻能是國家一天比一天更糟，人民一天比一天更苦。民族在世界上不能受到平等、公正的對待，人民在生活中不能擺脫屈辱貧困的命運。鴉片戰爭的炮聲，不但沒能讓中國得到轉機，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苦難，真是“長夜難明赤縣天”。西方自由主義的“普世人權”之光，為什麼就老照不進神州大地？既然如此，這算哪門子的“普世價值”？毛澤東對此有過這樣經典的描述：“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隻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后春筍，努力學習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1471頁）

西方自由主義“普世”理念在中國的破產，首先是唯心主義歷史觀的破產。這種歷史觀的要害是把資本主義文明永恆化，以為其是人類“歷史的終結”。因此，它無視資本主義進行全球擴張，尤其是發展到帝國主義，在全球瓜分殖民地是資本主義文明衰落、社會主義新型文明興起的征兆﹔它極力美化鴉片戰爭以來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力圖把中國納入資本主義發展的版圖。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屈辱命運和艱難抗爭，無不和以鴉片戰爭為起始的西方列強的入侵緊密聯系。如何看待這種入侵，成為全部道路之爭的焦點。在唯心史觀看來，入侵盡管也伴隨著血腥和壓迫，但其帶來了現代文明則是歷史的進步，因而“西化”是唯一的出路，反抗侵略、搞革命和社會主義則背離了人類文明發展大道﹔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這種入侵雖然依靠了現代文明，卻不能使被侵略國享受現代文明成果，因而不僅本質上是野蠻的，而且預示了資本主義文明的衰落和社會主義文明的興起。馬克思在談到英國對印度入侵的后果時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色彩，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傳統，同它過去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頁）處在沒落階段的資本主義，不僅自己逐步偏離了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流，而且裹挾著依附於它的國家走邪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不僅在政治、經濟上是帝國主義宗主國的附庸，而且在文化上處在“無根”狀態，既喪失了自己的文化傳統，又無力建立新的文化根基，因而隻能如殖民主義所願，奴性文化成為國民的普遍人格。

西方自由主義“普世”理念的悖謬在於，它一方面很順利地轉化成了殖民主義奴役他人的特權，而另一方面卻又無法成為被壓迫民族反抗侵略的武器，由此而不斷暴露出其所謂的“普世性”確實就是資本主義性。毛澤東曾敘述過中國人利用“普世人權”反抗侵略而未果的經歷，他指出：“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御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頁）這一歷史實踐証明，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普世人權”，是維護居優勢地位的個體、也就是少數人特權的工具，而不是人民大眾爭取解放的武器。

為什麼自由主義在中國行不通？從歷史觀上說，西方自由主義的顛倒性就在於：盡管它打著“普世”的旗號，然而它並非真正立足於人民大眾，而是把個人游離於階級、民族之外，因而最終是替現實中的少數人說話，成為他們統治多數人的工具。它所謂的“普世人權”，其實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資產階級訴求，因而始終存在著階級性和人民性的內在沖突﹔它所謂“啟蒙”，著眼於個人的理性和良知的覺醒，可是如果沒有階級的覺醒、民族的覺醒，大多數民眾又如何覺醒？誰都知道“喚醒民眾”的重要，馬克思主義之所以使得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就因為它發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發現創造歷史的活動主體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由革命階級引領的勞動群眾，因而在每一時代，人民都是十分具體的歷史范疇。在現代無產階級產生以前，革命領導階級和勞動群眾並不統一，而革命領導階級一旦上升為統治階級，就實際上不屬於人民的范疇了。這種內在矛盾使得歷史上的統治階級都喜歡模糊階級界限，使用抽象的人類或人性話語。隻有馬克思主義不僅發現了群眾劃分為階級、人民由革命階級及其政黨領導這一歷史事實，而且隻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進行的歷史活動，才能最終終結歷史主體的這種內在分裂，並推動歷史進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隻有在以消滅階級為追求的歷史實踐中，個人自由和個性覺醒才不會成為少數人進行統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