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小文
解決市場經濟道德悖論的努力
18世紀的亞當·斯密一開始就關注這個問題。他1759年先發表《道德情操論》，1776年方發表《國富論》。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基於人性本善的假設，把源於人的同情的利他主義情操視為人類道德行為的普遍基礎和動機。在《國富論》中，又把人性本惡作為經濟學的前提假設，把個人利己主義的利益追求當作人類經濟行為的基本動機。於是，一種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義社會的道義論，與一種人性本惡的經濟利己主義個人目的論，矛盾而奇妙地共生於“斯密理論”之中。他是以悖論解決悖論。他設想資本家的血管裡應該流淌著道德的血液，可資本帶到世間每個毛孔裡都滴著血！橫亙於斯密倫理學與政治經濟學之間這個看似無法共度的悖論，暗示著現代人類經濟生活與道德生活之間的內在緊張。
19世紀的韋伯也試圖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他1904年發表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指出加爾文教的倫理觀念從“天職觀”、“預定論”和“入世的禁欲主義”三個方面建立了作為“資本主義精神”的市場倫理。聖徒們為了証明自己獲得上帝的救贖，就要積極勤勞致富，承擔“誠實交易”、“遵守承諾”和“守時”等義務和責任，並且以刻苦、勤奮、忠誠等態度來對待各自的職業，以精確的理性計算，來使資本和勞動的組織合理化，小心而又有遠見地追求經濟成功。“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沒有企業家階層就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道德憲章就沒有企業家階層，沒有宗教信念就沒有道德憲章。”韋伯的觀點一度深刻地影響了他那個時代的社會。但文藝復興運動與啟蒙運動開啟的是一個與韋伯所處時代斷裂的世俗化時代。在世俗化時代裡，作為價值理性的宗教信仰日趨式微，宗教觀由過去的社會信仰逐漸退至道德領域，宗教所守護的終極價值開始由“神”轉變為“人”，工具理性代替了價值理性，新教倫理在市場經濟中的道德調節作用難免隨之式微。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機，正是肇始於多年推行“新教倫理”的美國。美國人可著勁超前消費、負債消費、寅吃卯糧，政府也大搞赤字財政，整個社會似乎都在借錢度日，比著誰“借”出水平，“借”出花樣。金融創新種類繁多，信貸衍生品花樣百出，你借給我，我包裝了再借給你，撈一把是一把，騙一回是一回。這樣一環扣一環，泡沫越吹越大，錢也越借越多。錢借來借去總有一天要還的，一旦經濟泡沫破裂，金融鏈條斷裂，就像多米諾骨牌一片片倒下去。金融危機是美國市場經濟信任危機、倫理危機的必然反映。“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仍然解決不了市場經濟的道德悖論。
上述努力雖然無法解決市場經濟的道德悖論，但也給我們留下了兩點深刻的印象：
一，斯密強調“人的本性”。“人總是以利己為出發點，但是，如果每個人都毫無節制地發揮自己利己心的話，社會必將混亂，最終導致毀滅。所幸的是，人的感情是多樣的，利他心、慈善心、愛心……它確立了法與統治的一般原理的基礎——正義。”斯密的貢獻，其實在於確立了另一個重要的“一般原理”——市場經濟需要的道德，隻能從“人”的自身去發掘和建立。“人性”是抽象的，“人”卻是具體的，我們應該著眼於“人”。
二，韋伯希望靠“神的權威”。他把市場經濟需要的道德，通過對“神”的敬畏這個環節，在一定程度上從“他律”內化為“自律”。我們可以不信神，但應該注意，社會不能沒有“敬畏”。缺乏敬畏之心的市場經濟，必然缺乏誠信、排斥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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