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負面清單制度的利弊如何剖析？

　　2013 年 9 月 27 日，國務院印發通知批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提出要“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9月 29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布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按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及代碼》提出了18 個門類，190 條特別管理措施（其中，禁止類38項，限制類152項），對於未列入“負面清單”的外商投資一般項目，採取“非禁即入”的管理模式。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的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的領域。”這就使得“負面清單”（Negative list）迅速成為國內大眾、媒體、學者、官員強烈關注和廣泛使用的高光詞匯。

　　負面清單制度的產生與發展

　　負面清單是相對於正面清單（Positive list）而言的一種市場准入管理方式，遵循“法無禁止皆可為”的原則，是世界范圍內貿易投資自由化、金融市場國際化和行政管理法治化的產物。

　　實際上，負面清單制度不是一個全新事物。1834年普魯士領導建立了德意志關稅同盟，加入同盟的18個德意志邦國同意開放所有進口市場、取消所有進口限制，除非列明不開放和不取消的，這可能是負面清單在貿易投資領域的首次運用。

　　現代國際貿易協議中的負面清單制度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二戰后國際貨物貿易秩序的談判，從1947年一直持續到1994年，並且催生了多邊貿易機構世貿組織（WTO）。簽字成員需要遵守《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1994）的關稅減免和消除貿易壁壘的原則。不過，這是以正面清單的方式進行，即列明減免關稅的產品名單，不列明的則無承諾。

　　幾乎與GATT同步，另外兩個貿易協議就在負面清單方式上取得了試驗和突破：一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1994），覆蓋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二是WTO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1995），囊括世貿組織成員。在達成某項貿易協議的路徑選擇上，用正面清單還是負面清單，是由參與談判的成員決定的。美國主導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完全使用負面清單。《服務貿易總協定》則是兩種方式混合使用，正面清單指明開放的行業，負面清單標出各行業的市場准入限制和國民待遇承諾。

　　在地區性協議中，美洲大多採用了負面清單，隻有1997年的東盟協議以及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使用正面清單。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指出，負面清單（以及准入前國民待遇）的外資管理模式已逐漸成為國際投資規則發展的新趨勢，世界上至少有77個國家採用了此種模式。（參見陸振華《負面清單簡史》，載《21世紀經濟報道》2014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