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志勇：也談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摘要]本文針對近年來國際和國內在研究方法問題上的一些討論，系統梳理了關於科學研究方法、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和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定義和概念。作者認為，研究方法是人們在長期對自然和對自我的認知過程中發明和創造的認知工具，目的在於幫助我們客觀真實地認識我們的物理、心理和倫理世界。方法使用得當，會幫助我們更完整和准確地認識世界，並不會排斥人們對世界豐富性的認知。這個過程中，重要的是對本專業范式的了解。 公共管理學科要得到好的發展，就必須重視方法的學習、使用和創新。

[關鍵詞]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認知工具

[中圖分類號]C9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863(2014)01-0059-06

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中國有句古話，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沒有好的工具，就難以做出好的工作來，在我們當今的科學時代尤其如是。我童年時經常會詫異木匠怎麼能把直直的樹干做成各種精美多紋花邊、雕花的圖案，或是圓桶、大梁等等。后來才知道，他們有不同的刨子、鑿子和打磨的工具。木匠還分大木和小木，各有專攻。現代的計算機中的芯片上能包容百萬千萬條肉眼看不到的集成電路，醫生動手術有各種復雜的醫療器具， 航天器能夠靠噴氣火箭升入太空， 靠的都是工具。而研究方法，就是我們研究過程中幫助我們更准確客觀地認識自然世界、倫理世界和心理世界，探索真理的工具。

中國的學術界近年來對於方法問題開始有些討論和爭議。筆者自己就在一次全國性的學術會議上，聽到一位老先生批評年輕學者，“不要崇尚什麼實証研究那一套西方的東西，要注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問題的研究”。出於對老先生的尊重，大家並沒有多說，互相看看，但都很同情那位受到搶白的青年學者。

老先生的話不是全無道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研究肯定是學者研究的核心，同時，一個方法被崇拜了，不問場景地濫用了，就會出問題。筆者本人也在一次全國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獎獲得者會議上批評過用網絡方法研究西方新公共管理學派的文章。文章用“引用頻率”來甄別國外文獻中哪些作者從事新公共管理學問題的研究。但作者並沒有認真閱讀所有文獻的內容來了解為什麼他們被引用，將不少因批評新公共管理學派而被引用的學者歸結為新公共管理學派的支持者，南轅北轍，得出啼笑皆非的結論。但我批評的內容不是說方法不行，而是說方法使用不當。如果加上具體的內容分析編碼——一個合適的方法，結論就清楚了。目前有些學者的批評卻是對一種方法的否定，反映出的是國內一些人批評方法時出現的典型問題：就是情緒性大於邏輯性、感性強於理性、將個別性與一般性混淆、以片面否定全部、將本土性與普遍性對立。這正是現代方法中極力要避免的邏輯混淆問題。實証研究是現代科學的基礎，對現代科學的進步有極大的貢獻。至於西方的東西能否用，馬克思主義就是一個佐証。馬克思是注重唯物主義和科學主義的西方思想家，他的思想對引領中國革命的方向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再者，20世紀以來的實証科學與18世紀的實証科學不可同日而語，已經克服了當年為反對形而上學而過度強調狹隘實証經驗的束縛，已經有了重要的進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問題強調的就是中國的具體實踐和本土經驗的重要性，最需要用科學實証的方法來証明其合理性和探求變化改進的路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方法的批評也要講究批評的方法。就是馬克思說的，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理論一旦被群眾所掌握，就會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隻強調武器的批判，而忽略批判的武器，對學術研究來說，就會貽笑大方;對國家發展和建設來說，就會貽害百年。

事實上，方法的道理深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有著各自存在的原因。農民種地有鐵鍬、鋤頭、鐮刀、打麥風車等不同的工具。鋤頭除草功能好，不能說明鐵鍬和鐮刀無用。在一定的場合下，糧食少、天有風時，有人能夠不用風車，靠自然風揚場，將糧食、沙子和谷殼分離開來， 說明他能干，但這並不能代表風車沒有用。無風，工作量大時，還是風車有效。 機械化大農具在小農田沒有用，但給了廣袤的土地它們就能大面積高效耕作。再看，西方人的廚房用具從果汁機、揉面機、量杯等非常之多，中國廚師憑經驗做菜，不用這些器皿也能做出可口的飯菜。那這些工具還要不要呢，有用嗎?這個問題的本質不是方法是否有用的問題，是應該如何使用方法的問題。如果是一個熟練廚師，一切都靠手腕功夫配菜和佐料，隻要有油鹽醬醋等素材(相當於研究的數據)，不用工具輔助可以， 自然稟賦的手腦眼鼻就夠了。但如果是讓技術不太好，又想要吃可口食物的人來做，那就最好用輔助工具。如果是商業化操作，在大飯館裡流程化，又不能用高薪聘請眾多高級廚師，那就成為帶來效率和巨大經濟利益的必須。所以說，要不要方法，要什麼方法，如何用方法，基本原則是看在特定的場景下方法有用與否。如果大農業機械在小農田不好用，那就先平整土地，建設大田，然后使用機械;在這以前，選擇合適小農田耕作的工具。從這個角度看，討論問題的焦點就不是要不要方法，而是如何用方法、用什麼方法合適。

還有一類爭論，討論的是數量方法與傳統的思維辨析方法的區別。提倡重價值理念的是非和辨析思考，不重數據，這是出於對數量方法了解不夠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好的定量研究的基礎必定是價值思考，用定量工具的目的也是論証價值思考不易厘清的問題和對答案不清楚的問題提出判斷的佐証。大多數的批評，其實應該針對的是方法使用不當，缺乏理論依據、缺乏合適數據、缺乏合適的方法和必要的變量，証明強度不夠等等，而不是討論數量的方法和思維辨析的方法孰強孰弱。它們是互補的，左手右手各自有用，一起配合就更加強大。至於理念灌輸，那就不屬科學研究的范疇，而是意識形態的打造了。

中國是一個巨大的迅速變化的國家，處於全球市場、經濟和政治競爭的大環境中，正在進行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等的現代化革命;中國還是有深厚傳統文化基因的國家。要收集分析數據、積累和運用知識，克服狹隘、偏見而進行客觀的科學決策，是出於信息和大數據時代中國公共管理領域面臨的不可回避的道路。這就是說，中國的公共管理和決策需要方法，需要好方法、各種方法，需要能夠妥善使用方法回答和解決問題的大批優秀人才。公共管理學科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培養大批能夠正確使用方法輔助公共決策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