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共管理學科的研究方法
在過去的6年中，筆者每年都與國家自然基金委合作，邀請海內外相關學者共同舉辦暑期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青年教師培訓班，后幾屆有全國MPA教指委的參與。陸續涵蓋的專題有研究設計、抽樣調查、一般數理統計、高級數理統計與分析 (因素分析，羅杰斯特分析，結構方程，時間序列，面板數據分析，存活分析)、定性研究 (民族志、田野調查)、案例分析、網絡分析、博弈論、地理信息系統和空間分析、系統動力學、計算機模擬仿真介紹、國際論文寫作、基金申請，等等。有不少知名學者和公共管理學人參與，也不斷有人提問“什麼是方法”，尤其是“什麼是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7][8]
記得有一次筆者與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談論中國的學科發展。他說，中國經濟學的大發展得益於經濟學方法的發展和成熟。我就請教他什麼是經濟學的方法。他說，文獻綜述、研究假設，邏輯和數學推導，統計，因果關系，問卷調查和實証調研，實驗，計算機使用，等等。我說，我們公共管理和政策學者也用這些方法。不但我們，社會學、政治學、教育學、心理學等不少學科都這樣。從內容上說，邏輯推導在古希臘的辯論中就有，著名的歸納法和演繹法就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幾千年以來的神學、宗教包括形而上學等就是最大的假設;問卷調查，社會學很早就做;實驗在社會科學裡最早得到應用的是在心理學科;數學當然是數學家發明的工具，大家借來使用;概率統計學是法國的賭場上玩出名的，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基礎;實証方法最早的提倡人是社會政治學家孔德，培根就注重經驗主義，美國最早引進調研方法的是社會學和政治科學，費孝通的博士論文就是江村調查，裡面也用過數據……這樣一分析，經濟學的方法也基本上就是現代科學研究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正如它們在其它學科，比如說社會學、管理學、政治學、心理學之中的應用一樣。當人們將科學研究的方法用到社會科學領域，這些工具就成為社會科學的方法。用在經濟學領域，就是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同理，用在公共管理領域，就是公共管理的方法。隻要是科學的方法，就會注重觀察、假設、論証，遵從真理和事實，總結和提煉理論，也就是將假想和猜測變為經過驗証和提煉的知識系統。
當然， 各類學科可能還有自己的獨門工具，或解決學科內特定的某些問題而設計的工具。這類工具，就是問題導向的方法，而不是學科導向的方法了。問題導向的方法，並不是不能在別的學科使用。比如說基於地理分析和展示的“地理信息系統”，用來解決繪地圖和空間分析的問題，也開始被廣泛使用到管理、政治、經濟、社會等許多學科;發射炮彈的原理，也被擴展后用來發射衛星;計算機的軟件和仿真系統，可被用來做管理模型。所以說，方法的使用，用問題導向來歸類或許比按學科導向來分類更加方便和有用。法律學關注法典的原理、法典和判例;經濟學的問題是如何有效配置有限資源從而提高使用效率的問題;政治學的核心問題是如何進行資源和權力的分配和保障群體利益;歷史學注重考証、回復歷史的真實、學習歷史的經驗;而管理學的核心問題是用什麼方法和手段來有效協調人與人的關系、人和自然的關系，人和群體的關系來達到管理目標的問題。在管理的領域，企業管理關注企業行為和目標，公共管理則關注公共領域的管理和人們在工作領域的行為。邏輯，理論范式，假設，文獻綜述，實証研究，數學統計，網絡、計算機技術等都是方法工具。而大家在方法的討論中，常常忽略的是學科范式的討論。研究范式是界定學科領域、范疇、研究問題的一種有指導意義的學術觀。它在本領域學者們長期的研究過程中形成，在學科的研究和發展方面起到凝聚焦點、彰顯特點、突出貢獻點的作用，是方法的方法。
當然，學界對什麼是公共管理的范式並不是沒有爭論。經典公共管理認為以韋伯的純官僚理論為模板建立的官僚體系的特點就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目標;沃爾多、奧斯特羅姆等學者認為官僚的理念和結構與美國自由主義的民主傳統不匹配，應該以民主治理為主線;后現代的公共管理學者則強調權威表述、協作治理。筆者在數年前用內容分析的方法梳理了美國公共管理幾大核心期刊，對其進行研究范式的經驗性分析，在數據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三級范式的思考。第一級將公共性界定為公共管理學科的大范式，所有的公共管理文獻據以研究公共性為主題，第二級的范式則是方法導向，有政治分析、管理分析、法律分析、歷史分析、倫理分析等;第三級范式則關注研究問題。這一歸類被一些著名的美國學者認為不失為是跳出一般性、永無休止、沒有結論的爭論的一種辦法。這個三級范式的模型見表1所示。[9]
在對這些范式內問題的研究之中，方法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形式理論(formal theory)，也是我們所說的規范研究 (normative research)。可以用假設和數學模型，也可以不用數字和模型，而是倫理推導和價值論証。規范研究從過去的經驗或理論出發，用邏輯思維的路徑推導出結論，制定出真理或行為的標准。過去的經驗或理論可以是個案事實，也可以是通過縝密思考構建的理論模型，也可以完全基於“前置設定”(assumption)的基礎上。從研究結果來說，當然是縝密思考后的理論模型更有理論效度和信度。比如說，為什麼理論上認定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 在現實之中，有人生於富貴，有人生於貧寒，有人生下來身體強健、體重超人，有人竟是試管嬰兒，要靠特護才能存活。但從現代國家的建構理論來審視、從現代人文精神和人道主義的思考來評判，從國家長治久安、權力平等轉讓等視角來考察，就應該是人人平等。在行為准則上，提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和康德，東西方時隔千年的思想家，都認同這個著名的原則。數學裡面的求導、函數、極值等概念，幫助推導，是形式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封建帝王時代謀臣們做的天下策論，儒學中的君臣之理的重要性，現代理論中主觀意味很強的情景解釋主義，也可算為形式理論。研究的效度和信度測量指標為是否言之有“理”。這個“理”，就有特定場景的理，不同人的理，以及具有普遍價值的理。現代科學方法有三個任務：一是找出這不同的“理”以及它們的內在邏輯，二是找出這些“理”中有共性和普遍意義的客觀之“理”，三是考察這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理”在不同場景、時空和條件下的符合科學原理的解釋。
表1公共管理的三級范式
另一類是實証研究，其中可以分為定性或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注重案例、思辨，而定量研究注重調研和眾數。但他們都講道理、擺事實、重証據。習慣上，人們將文獻研究、歷史研究、田野調查、訪談、案例研究、根基理論等(有人譯為扎根理論，是倡導型社會學者用方法推動特定的理論價值的傾向性研究)歸納為定性研究;將問卷調查、數學或統計分析等歸納為定量研究。兩種研究的核心點都是事實是否對、效度信度如何、問題能否被解決。實証的定性(又叫質化研究)研究實際上比定量 (量化研究)更需要經驗、思考、價值判斷力等，更加難以把握。18世紀的現實主義的小說家們，包括法國作家薩克雷、巴爾扎克、英國作家狄更斯、中國作家曹雪芹、羅貫中等，都以寫實的筆觸，描述了他們時代的社會現實——上流社會的紙醉金迷、底層社會的貧困和掙扎、沒落貴族的心路歷程、天下紛爭的戰爭風雲。他們的作品，就是對現實的一個仿真——源於生活、反映生活、高於生活。就連吳承恩的《西游記》、莫言的《生死疲勞》等迷幻的筆法，描述的都是現實的精髓。另一些知識精英，則用數據的方法來發言。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之一恩格斯是對工人階級貧困狀況進行實証調查的先驅者，並深刻影響了美國共產黨領袖杜波伊斯，使他也用這樣的方法調查美國黑人的貧困狀況並向社會公布。[10][11]
對於什麼是好的合適的方法，西方學術界有一些持續的爭論，是基於西方學科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特定場景出現的。但有一條是比較清楚的，努力爭論什麼是最好方法的人往往是青年學者，他們還在學術天地之間倘佯探索，希望知道方法的優劣，少走彎路，以盡快達到學術研究的頂峰。優秀的科學家和學問家一般都不會去強調哪一種方法比哪一種更好，他們更關注的是他們使用的方法能否幫助他們完成科學的探索，他們能否使用好所採用的方法。他們也會不斷探索，試圖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需要解決的學術問題，尋求最好的答案。在學術競爭的環境中，有好方法願意拿出來分享是一個優秀的姿態和博大的胸襟，你不願意採納就不值得繼續爭論了，孰優孰劣，做出活來看。方法的好壞取決於它是否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完成學術研究任務，幫助我們認識事物的真諦。不同的研究問題，不同的研究場景，不同的數據獲得能力，研究者不同的方法訓練、理論和經驗積累，都是決定方法選擇的重要因素。
還有一些關於方法的爭論往往是出於學術政治的考慮，是有人希望在沒有獲得公認學術成果的情況下就得到一定的承認，或者是學術指導過程中前輩學者希望后人走(或避免)自己的學術研究道路。但是，當有人談方法而不注重方法的研究功效，卻只是關注“方法的使用”(自己能做的、做得好的就是最好的方法)給自己帶來的學術地位時，這種對方法的討論就失去了科學的意義，成為混淆學術視聽的學術政治，是反科學的行為。事實上，在懂了這樣的道理以后，再看一些西方關於方法的辯論，就會認識到參與辯論的除了學習中的青年學者，還有兩類人：一類是懂得方法、感覺到方法被濫用的學者，對濫用方法提出的批評;另一類是不懂方法、用不好方法卻還不願意學習方法的人，對方法進行抨擊，以捍衛自己不懂方法的學術地位。很多辯論，以偏概全，實是無事生非。
方法是尋求真理的工具，但也有一些其它的學術溝通、交流的方法不是科學的方法。比如說，宗教裡就有說教和意識形態的方法。這種方法不是做研究，是將一套思維理念和價值體系通過灌輸的方法強加給個人。問的問題不是為什麼應該這樣，而是說必須這樣。有些人將這樣的說教行為與求真求實的科學研究方法等同和混淆，這使得方法論的討論越論越不清楚。
管理學科的常用方法工具中，包括實驗、調查、數理統計、未來值計算、排隊分析、馬科夫鏈、運籌學、線性方程、網絡分析、地理信息系統、仿真模擬等。應該提及的是，由於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發展的科學化程度，大數據時代的到來開始沖擊統計學在方法中的使用。抽樣和推斷統計學可能會慢慢淡出，而描述統計和全息仿真可能會得到更大發展。
上窮碧落下黃泉，知識是無窮無盡的，科學的探索也是沒有止境的，科學的方法也會因為研究和探索的需要被不斷發明和發現。中國歷史上有十八般武藝樣樣皆能的比喻，這十八般武藝是我們對武器種類及其使用方法的規范性理解;冷兵器時代后，有槍炮、轟炸機、激光武器、化學武器和電子武器。方法的創新，使得勤於學習、善於學習的人不斷佔領先機，在科學研究和發現的領域有所突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方法的創造、學習和使用，是科學研究工作中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這就是為什麼科學家們總是以巨大的熱情和勇氣歡迎和擁抱新的方法，因為，它們可能給你一片科學研究的新天地。
（作者：藍志勇，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中國行政管理）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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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Cook, Campbell.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Springer，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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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lizabethann O’Sullivan, Gary R. Rassel, Maureen Berner. Research Methods for Public Administrators (5th Edition). Boston: Addison-Wesle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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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ohn W. Creswell.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Los Angeles: Sage,2013.
Research Methods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Lan Zhiyong
[Abstract]This paper addresses some of the current discussions on the use of research method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t provides clarifications on the definition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methods，and research methods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have a set of universally accepted principles which are used to help to us achieve sophistications in objectivity in our efforts to learn about our physical world，psychological world，and the world of ethics. They are in no way hinder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ichness in social life were they used properly. Research methods as cognitive tools are shared by many disciplines. What are really unique should be the paradigms governing research within the field rather than the tools. The author then advocates our continuous efforts in innovating and refining our methods to advance field development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method, cognitive tools
[Author]Lan Zhiyong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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