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什麼是科學的方法
在談論方法時，我們經常聽到的詞語包括實証方法、辯証方法、批判現實主義的方法，解釋主義的方法;也有人嘗試將方法歸類為定量的方法、定性的方法和形式理論的方法等等;還有人認為方法可以分為政治分析、經濟分析、制度分析、歷史分析法等方法。[1][2]
這些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相互間的交叉之處非常多，達不到邏輯規則的要求: 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和充分理由律。比如說，實証的過程中就充滿了辯証，零假設和替代假設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政治、經濟、制度、歷史分析法中也要尋求實証、進行辨析、批判和解釋;解釋主義中一個重要的方法——民族志的方法(ethnography)，基礎就是實証調研和歷史分析。我們常討論的定性、定量方法，雖然可以定義為“靠數量方法定結論的是定量法，靠案例和思辨定結論的是定性法”，但以數據定結論的前提是要有理論和假設，這正是定性框架下的結論。定性研究方法也不能完全沒有數字的支持，否則在個案的基礎上就不能推導出普遍的真理。還有，人們常把案例法和內容分析法歸為定性研究，殊不知，案例法中也可以大量引用數據甚至模型，而內容分析法的本質就是用數量的方法來給內容定性(比如說，用計算出來的詞頻或內容的頻率來確定作者或文獻的涵義)。所以說，大多數關於方法的歸類，比較粗線條，並不科學嚴謹，隻能被用來作為一個工具的標識和名稱，真正要歸類，是另有一番講究的。
從過去到現代，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人類對方法的認識和使用經歷了一個進步和深化的過程，從神學階段到形而上學階段、實証階段和現代科學階段。早期人類在對自然現象無法解釋和無法控制的時候，為自己創造了神。 古希臘、古羅馬和東方的古文明中，都各自有自己的神譜、神廟和神的故事。這就是科學史上所說的神學階段。當人們對大自然現象無法解釋時，就設想這是由於有神的努力。如盤古開天地，風婆婆放風，雷神打雷，龍王布雨，月下老人管愛情，閻羅王管生死。西方也有戰神赫丘利斯、壞神赫拉、愛神丘比特等。這是早期認識論中的神學階段。
當人類社會有了一定的發展，人們對大自然有了一定的認識，感覺到物質世界的力量和強大時，就發展到以抽象概念代替超自然的神力來解釋一切，以獲得對事物本質的絕對知識，這是科學史上所談到的人類對自然認識的形而上學階段。中國的易經、八卦，包括中醫，可以說是形而上學階段的極品——高級發展階段。
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后，人類突破了黑色世紀的禁錮，解放了思想和精神，學會了客觀地觀察和認識論世界，重拾了對自己的理性能力的信心，科學時代的到來，推動了18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又反過來推動了科學和社會的發展。實証主義的思想開始進入研究的主流。人們不再靠巫師神靈、形而上學來解釋世界和解決問題，而是用理性、實証、實驗的方法來尋求對問題的解答。這就是科學史上的實証主義階段。當然，實証主義的發展也經歷了初期、中期和近代幾個階段。從初期由於反形而上學的需要提出唯物質、唯經驗論，到近代對方法和經驗局限性的認識以及對理性推理的更包容性，中間走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從培根的經驗主義、到大衛•休謨的簡單經驗和實証主義、嘎斯金的存在主義，到波普的証偽法，米爾的因果排它法，坎波爾的宏觀世界的因果辨析與微觀世界因果辨析的區別的討論， 實証主義的思想在不斷得到發展和完善。[3] 比如說，培根的經驗主義強調直觀經驗的重要性，實証主義開山大師休謨則強調判斷因果關系的標准有三：因果的鄰庇性 (所處地域相鄰)、因果的前后順序性和因果出現的相連性。他強調的是因果關系的可見性。 但自然界復雜紛繁，有的原因人們一時並看不到，是原因背后的原因。波普的証偽法提供了一個簡便的路徑：看能否証明因果關系的謬誤。到米爾時，他就提出，憑因果的前后順序性、因果出現的相連性和排除其它原因幾個標准就可以判定因果。因果的鄰庇性就不要了。如月球離地球很遠，但它的運動會引起海潮的變化。坎波爾將因果關系分成宏觀和微觀，強調微觀世界中因果關系必須可以甄別，而宏觀世界的因果關系，即使一時觀察不到，也不能簡單斷然否定其存在。這個實証思想的發展過程反映的是人們認識世界的能力的提高，又有了更進一步的思考，接受了用理性和經驗兩種方法的互補性來增強我們認識世界，掌握世界的能力。
20世紀以來的實証主義有以下特點：認為科學作為一個產品，有一套相關的語言或數字對因果關系進行描述，有公理性的邏輯結構和相關性，認為這些因果關系的描述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可被經驗性的觀察來檢測、証實或証偽;認為科學是累積性的、跨文化的，獨立於研究者個性和地位的客體;理論和研究傳統有共性和相通性;科學的進步常常包涵與舊體系不同的斷代性飛躍。過去，實証主義者被描述為一個認為所有真的知識都是科學的學派，認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被測量。在近現代，實証主義也隨著科學的發展有了自己新的認知。比如說， 后實証主義的對傳統實証主義有所修正，重實証，又不唯實証，是認知過程的一個進步。
這個進步，是多維度的，包括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大理論的進步。 本體論 (ontology) 的核心問題是世界到底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也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爭。認識論關注的是我們如何能夠更好地認識世界。也就是世界是可知的，還是不可知的;是通過經驗來感知的，還是通過靈感和上帝的啟示來感知的;是直接經驗就足夠了還是要通過我們主觀意識來詮釋。實証主義和解釋主義的核心區別就在此。在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基礎上，我們才能開始方法論的討論。那麼什麼是科學的方法呢?雖然眾說紛紜，但我們如果想想不同學科的科學家所共用的方法是什麼，答案也就有了。阿基米德、歐幾裡德、托勒密、哥白尼、伽利略、哈維、牛頓、瓦特、法拉第、達爾文、居裡夫人、愛因斯坦等，這些科學史上如雷貫耳的科學家，各自在不同的研究領域用不同的工具進行研究，但他們認知世界的方法，確有共同之處，那就是：1.觀察，假設，實驗;2.記錄規律性事件;3.遵從真理和事實;4.總結和提煉理論。[4]這個“四步過程”就是一個科學方法的過程，它的目的是發現或驗証理論——一套系統解釋世界的陳述，有定義、有條件、有因果關系的解釋，有預測。杜威曾經說過，知識的價值在於它對於事物發展未來的預知。而理論就是建立在理性和過去經驗基礎之上的對事物某一方面提出的系統解釋。它的強大之處就在於能夠將紛繁復雜的大千世界的許多問題歸納為幾條記得住、能理解的基本原理，再用來指導實踐，舉一反三。當然，也有人批評科學理論為簡化主義的學問。但他們的誤區是，科學方法提綱挈領，強調因果，但並不排除描述和內容的豐富，用其一攻其全，本身就是一個簡化主義的方法。
由於科學成就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偉大貢獻，社會科學家也開始關注科學，並使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倫理和心理問題。最開始是社會學家用實証調研的方式來考察工人的疾苦， 比如恩格斯、美國的共產黨領袖杜波伊斯等，力圖証明社會和資本家對社會的剝奪。1853年左右美國芝加哥大學成立社會學系，后來成立政治系，就開始強調用科學實証的方法進行社會調查。后來的心理學科，更是開創了實驗心理學，用實驗的方式，對心理和行為進行研究。實驗法、准實驗法就是這樣誕生的。1936年美國大選，蓋洛普用統計抽樣的1500個樣本，勝出讀者文摘雜志25萬(雜志有100萬讀者) 的樣本，成功預測出大選的結果，使抽樣調查名聲大噪，數量調查研究機構因此大增，許多高校成立調查研究中心，美國的統計局也開始用抽樣統計的方法進行全國的統計調查。20世紀70年代開始，計量經濟學開始興盛，以數理經濟學和數理統計學為基礎，研究橫截面數據(Cross-sectional Data)和時間序列數據(Time-series Data)。新興計量經濟學研究開始切入同時具有橫截面及時間序列的資料，每個橫截面都同時具有時間序列的觀測值，成為面板數據分析 (Panel data)。實証和計量的方法在社會學，政治學和經濟學中的應用，很快擴展到別的學科。[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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