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 公 澤
其次，實現黨風的重大突破。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任以來，在改善黨風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這個成效主要是源於兩個方面的努力：懲治腐敗和轉變工作作風。歷史早就証明，官員比奢之日即為執政危機之時。目前全國最豪華的樓房多為政府辦公大樓，豪車多由官員乘坐，豪宴多由官員品嘗，這已極大地弱化了黨的執政能力，丑化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同時直接扭曲官員的人文心理。有哪些措施可以強化效果？一是把官車標准真正降下來﹔二是鼓勵政府部門搬出豪華辦公樓，實行官衙與群眾活動中心等公共場所置換﹔三是徹底取消公款招待。西方人早就這樣做了，且並非做不到。倘真如此，人才必出現分流，民眾失衡的心態因此修復，社會將可進入一個新的發展境界。
再次，實現民族人文品質的躍升。據市場咨詢公司益普索對20個國家進行問卷調查，受訪的71%的中國人以自己擁有的物化東西作為衡量個人成功的指標，比排名第二的印度高13個百分點，而全球平均值為34%。68%的中國人表示，“我對於成功和賺錢有很大壓力”，該問題的全球平均值為46%。益普索公司分析認為，不少中國人將個人所有物等同於成功的全部。印証這一點的是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奢侈品銷往中國，五年前這一比例是10%。與此同時，有國內調查公司對數十所高校的5000多名大學生進行調查，94%的大學生認為自己沒有信仰。一個沒有信仰和精神追求，只是原始欲望的民族，要多丑陋有多丑陋，要多可怕有多可怕。
中國為什麼在取得經濟長足發展的今天，痛苦指數不升反降？因為我們把民眾引向了一個本能的道路。所以，中國人的財富觀念必須更新，我們已經不能再在無度欲望中前行了。如何遏制財富欲望，找到物質和精神的平衡點？最有效的做法是大幅度征收遺產稅、房產稅（特別是別墅居住稅）、奢侈品消費稅，把收來的稅費用於改善民生。為了避免民眾產生被剝奪感，同時減少工薪階層個人收入所得稅，以便總體達成平衡。同時依法遏制富豪與貪官向國外轉移財產，與世界其他國家聯合實行財產追回制度。試想，當遺產稅讓富豪認識到無度攫取，到后來真正留給子孫的很有限，他們的社會擔當或許能提高﹔當貪官擔驚受怕攫取了大量財富同樣無法傳給后人，或許能盡職盡責搞好社會服務，以求得實現個人的社會價值！
當然，若干對策或突破口都有落實的難度，特別是征收遺產稅這樣的舉措。最近有新聞披露，不少中國千萬富豪已移民海外，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精英階層對中國政治、經濟、生活環境的負面態度。此時提高針對富人的各項稅負，會促使富裕階層將眼光轉向社會慈善，還是迫使更多富人移民海外，讓本土更多財富流失，降低經濟活力？這是需要充分論証的。再者，中國自古都是宗法氏族社會，並有著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在家族、血脈、傳承觀念方面幾乎是先天性的。每個個體在社會中成長，受到來自家族的蔭澤要遠大於來自其他社會團體（而在美國，各種宗教團體、體育團體、社會慈善及同好團體，甚至是黑人文化中以地域、街區劃分的團體，對美國個體的影響要甚於家庭或家族），在國人取得成功以后願意回饋的，只是曾經有恩於自己的父母、親人等家族內部個體，而家族之外都是競爭和較量的關系。所以，單靠封堵，靠征稅的方式，是無法阻止國人傳承的動力，隻會迫使他們想出更多可以繞過或避免規則的方法。與其阻止，不如正向引導，從文化層面上，更加實際地推行街區、城區、城市到國家團結互助、“同在一個屋檐下”的概念﹔從社會機制層面而言，不如由政府出面，鼓勵（並不強制）每個區域的富人與該區域的貧困戶結成互幫、互助伙伴關系，明確給予富人們更多實際的道德壓力和社會責任，讓其運用其力所能及的社會資源，幫助、提攜與之結成伙伴關系的貧困戶，並匹配相應的社會宣傳和褒獎。並不靠法律法規強制，但按時（以年或月為單位）公布富人對其“貧困伙伴”的幫助成果和手段，通過創造富人之間的“慈善競爭”從而形成良性循環。以此，人為地在家族觀念極盛的中國社會創造更多的橫向關系，這也許是個不錯的辦法。
總之，上述對策隻作為引發思考的思考，真正推行這些舉措，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作者分別為國防大學教授﹔美國華盛頓聖路易斯大學留學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