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 公 澤
人們經常說，計劃經濟時期大家雖然都很貧窮，但社會是安定的，人心是平靜的，社會關系也是相對簡單的。如果那個時期的社會生態與今天的社會生態相比較，是否有社會問題與社會公平間的正相關關系？如果一直以來，決定我們社會福利程度的背后動力並不是經濟發達程度，而是社會公平程度，今天的社會又該是什麼樣子呢？僅就當下看，在中國經濟有了飛速發展，國人基本脫貧的情況下，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經濟增速放緩，加上物價不斷上漲，官員腐敗程度與社會道德水准與大眾的期望嚴重背離，環境污染愈來愈嚴重，所有這些都導致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心理壓力加大，幸福感逐漸下降。正是這些問題的存在，決定了我們是否到了轉換思路，實現經濟社會重心的轉變，也就是以提高社會公平程度來化解矛盾的時候。簡言之，我們或許已經到了接受威爾金森教授結論的時候——通過減少社會收入差距來提高社會整體福利，進而實現社會和諧、國民幸福。
平等問題是“制度與道路之爭”的關鍵，也是經濟社會發展模式選擇的關鍵
較早以前，中國與西方國家學術機構聯合開展了一項涉及各自核心價值觀的問卷調查，結論是傾向資本主義制度者更關注自由，傾向社會主義主義制度者更關注平等。這又是發展模式的關鍵，不同的價值追求直接影響著社會安定和幸福指數，既然平等涉及到這些深層次問題，我們就分別作出分析，爾后提出中國平等標准和對策措施。
先從核心價值觀的角度看問題。法國大革命時期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這實際成為西方早期的核心價值觀，后來平等淡出核心價值，形成今天的“民主、自由、人權”。平等淡出緣於社會發展和經濟制度。市場經濟決定了人們可以追求人格和法律上的平等，但卻無法實現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平等，因為市場規則決定了股同權同，股不同權不同，員工和老板永遠無法實現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平等。既然無法實現隻能放棄，避免核心價值與社會現實發生沖突。
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堅持平等的核心價值觀，並且在制度設計中強力推行，並且是全方位的平等？這就涉及到革命的理由。如果不打倒剝削階級，實現人格、法律和經濟與社會地位的平等，那麼中國革命就無法獲得階級基礎，無法贏得階級力量。換言之，沒有異於資本主義的制度設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就與歷史上的農民運動無二，純粹為了“打天下，坐天下”，因而不可能獲得政治優勢和道義制高點。可以說，革命的力量就來自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沒有剝削和壓迫”、人與人的平等。這樣的目標曾經實現過，就是戰時共產主義，同時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個時期，甚至包括“文革”期間把工人、農民置於極高的政治地位時，由此獲得了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平等（盡管帶有表面性）。既然這樣，為什麼后來維持不下去了呢？其實，原因不是政治力量的弱化，而是中國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變更，具體講是市場經濟與股份制帶來的與西方社會相同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是被迫放棄平等觀基礎上的體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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