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培凱
主講人：鄭培凱 時間：2012年3月15日 地點：北京大學
我今天跟大家討論的議題是“晚明文化與昆曲盛世”，是從文化史的角度來思考昆曲在晚明興盛的歷史文化環境。
我個人對昆曲發生濃厚興趣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昆曲在中國傳統文化晚期發展階段，扮演很重要的審美品位角色，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審美精神的追求在表演藝術領域最精致的表現。二是昆曲的興衰，見証了這四百年來中國文化由盛轉衰，又重新崛起的滄桑與轉折。
（一）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主要是晚明時期昆曲興盛的歷史階段，是歷史文化變遷與昆曲興衰的前半段。探討這樣的宏觀議題，可以讓大家思考文學藝術與歷史文化變遷的關系。
我們講到晚明文化，一定要了解晚明歷史、社會的情況。晚明是一個很特殊的時代，在中國文化變遷上是個大轉折的時代，也是了解全球經濟文化重心轉移到歐洲的關鍵時刻。
我講中國近代史，一般是從晚明開始講，這是有很多原因的。作為一個學術領域來討論歷史，假如我們說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開始，根本解釋不了中國為什麼落后，為什麼成了西方列強的俎上肉，根本不明白全世界歷史發展的整體情況，不知道歐洲為什麼突然崛起，成了逐漸統治世界的強權。這裡牽涉的問題，還不只是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的對比，在19世紀的時候，中國落后了，西方強盛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中國文化跟西方文化在19世紀后半葉接觸的時候，突然，中國傳統文化處於劣勢，變成一個弱勢文化，好像一無是處，而西方文化成為強勢文化，樣樣都比中國文化傳統優越。這是怎麼發生的？我們若是把時間往前推，推到16世紀，也就是從晚明時期，當歐洲文化與中國文化初次有了相當規模的直接接觸，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文化的強盛與西方對中國文化的推崇，情況一直延續到18世紀，才發生逆轉。我們必須對晚明的歷史情況有所了解，對其后全世界（不只是中國）發生的歷史變化有所認知。
從全球的格局來講，16世紀是一個早期全球化的時期，出現了近代全球化過程的雛形。在這個歷史階段，新大陸已經發現，繞過好望角的新航路也已經打通，西班牙與葡萄牙是最早向外拓展的兩大勢力，接著是荷蘭與英國。英國勢力拓殖到亞洲，是在17世紀之后，之前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跟荷蘭，而最早期接觸到中國的是葡萄牙。今天人們到江南古鎮去觀光，覺得詩情畫意，古意盎然，其實晚明時期這些市鎮的興起與發展，是成片的，形成繁榮的城鎮網絡，也帶動了文化生活的多姿多彩。
16世紀之后，整個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最主要是沿著一個十字軸心線擴散，橫的軸線是長江流域，直的軸線就是大運河。在整個東南半壁，從北京到南京，從蘇州到杭州，再沿著海岸及內陸河道，一直到福建與嶺南，新的商品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帶動了通俗文化，促進了文娛活動與小說戲曲的昌盛。你看當時出版的小說，《金瓶梅詞話》講的是山東沿著大運河城鎮的繁華生活，《三言二拍》的故事則大都發生在江南，以蘇州、杭州、南京為中心，展現了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生活形態的開放。明代中期之后，雖然以北京為全國“政治中心”，但是經濟發達的江南卻以南京、蘇州、杭州為核心，帶動周邊的都市與城鎮，發展成充滿文化創意的“文化中心帶”。
從中國內部思想發展而言，經濟與社會的變化配合陽明學派的興起，模糊了“士”與“商”的分界，使得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有了一個交匯。在15世紀之后，特別是到16世紀，陽明學派蓬勃發展，其中以“泰州學派”在社會傳布上最為深遠。
泰州學派的王艮，表現得比較激烈，認為“滿街都是聖人”。按照孟子和王陽明的說法，每個人都應該性善的，回到自己的本心，每個人去發揮自己的良知良能，不就成了聖人嗎？王艮、顏鈞、羅汝芳這一脈，特別強調個人的自主性，在當時社會十分風行。他們講學的方法經常像布道一樣，走到群眾中去講聖賢之道，講肯定自我，回歸良知。講道的時候，經常能聚集上千人來聽，沒有現代的麥克風，就用師徒結合傳聲的辦法，老師講了，前面的學生門徒就把道理往后傳，一撥一撥，一層一層，從前面往后傳播，在當時社會上也造成了一種講陽明心學的風潮。
泰州學派引起的強烈社會反響，使政府的一些領導感到不安，害怕陽明學派會造成社會風潮。在萬歷年間，政府曾禁止陽明學的講學活動，張居正就明確表示不准。張居正是搞政治的，看到泰州學派聚在一起，討論心性自由，強調個體自主，以自己本體認知來解釋聖賢之道，覺得有危險性，就要禁止。比如，張居正很不喜歡羅汝芳，禁止羅汝芳公開講學，而羅汝芳就是昆曲劇作家湯顯祖思想啟蒙的老師。因此，我們看到湯顯祖一直不喜歡張居正，批評權相以政治傾軋的手段來打擊異己，反對當局壓制講學的禁令，或許還可以從思想學派沖突這個角度得到解釋。
湯顯祖是跟著羅汝芳求學長大的，所學的思想主脈，是赤子良知、天機泠如、解纜放帆，等等。什麼叫作“解纜放帆”？就是把束縛思想的船纜解開，把船帆升起來，就可以自由自在去翱翔，讓你的赤子良知翱翔，讓你的內心想象翱翔。學者余英時綜述中國思想史的四次突破，指出陽明學與晚明士商互動的關系，是中國思想史的最后一次大突破，即是涉及經濟社會富裕與思想開放的互動。聯系到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的相互滲透，小說戲曲的蓬勃寫作與戲曲舞台表演的興盛，與陽明學派心性自主想法的普及民間，關系也是十分密切，發展了晚明的文化的社會整體性，滲透到各個社會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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