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們來聽聽當時人的現身說法，在明朝覆滅之后，遭遇了國破家亡，經歷了改朝換代，是如何回顧晚明文化，描述最深刻卻已消逝了的印象。明朝亡在1644年，二十年后，七十歲的張岱（1597-1684）寫了《自為墓志銘》：
蜀人張岱，陶庵其號也。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張岱以懺情的心境，寫自己“少為紈绔之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喜歡很漂亮的房子﹔“好鮮衣”，喜歡穿漂亮的衣服﹔“好美食”，喜歡吃好吃的東西﹔“兼以茶淫橘虐”，喜歡茶道，喜歡各種各樣的水果﹔“書蠹詩魔”，喜歡藏書、讀書，喜歡寫詩。“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這是他個人耽於情欲的表現，是他五十年晚明生涯的寫照，反映了很重要的晚明社會文化形態，就是一個繁華的世界，繁華的浮生，在這個世界裡什麼物質都有，什麼情欲都可以得到滿足，好像自由自在，非常快樂，后來就亡國了。
張岱所說的繁華世界，就是嘉靖萬歷之后江南的繁華。這個時候，以商品流通為重點的市鎮大量出現，白銀的流通也劇增，促進了商貿的流通。大量的白銀在美洲出現，在西班牙的統治下，由秘魯、墨西哥的礦藏，變成白銀通貨，流到歐洲、流入亞洲，造成了全球的“貨幣革命”。20世紀30年代研究歐洲貨幣經濟史的Earl Hamilton，利用西班牙早期檔案，對白銀如何影響歐洲貨幣，造成歐洲的貨幣革命、白銀革命，做了很詳細的研究。中國學者當中，比較早注意到這個美洲白銀影響中國社會經濟的是全漢升。近來出版的《白銀帝國》，重新使用歐洲貨幣史的研究成果，並且納入亞洲受到的影響，才引起中國史學界的注意。白銀變成主要通貨的最大意義，是有了白銀就有財富，脫出了政府當權者全面控制。從宋朝以來，政府開始發行紙幣，到元朝的時候，大元寶鈔是政府控制貨幣的一個方法，而且限令用政府的鈔票，不能用白銀，明朝基本的政策也是如此。白銀其實是非法的通貨，但是政府卻沒有可靠而有效的機制來支撐寶鈔，結果是鈔票貶值，人們信賴白銀的價值。一直到晚明期間，白銀大量流通，成為早期全球化的主要通貨，才在中國確定其合法性，也帶動了商品的迅速流通，促使商人集團大量涌現，社會風氣崇尚金權。商業發達的地區，生活方式也轉趨消費跟物質享受，影響文化、藝術、娛樂的蓬勃，要求多元多樣的創新。
我們怎麼認識晚明的文化？怎麼理解明清歷史的轉折與變化？怎麼理解這四五百年中國歷史文化的盛衰？錢穆在《國史大綱》裡面曾經指出，明代專制政權是中國歷史最為黑暗的時期，因為從制度跟政策講，朱洪武罷黜了宰相的制度，然后由皇帝來獨裁，是一個專制獨裁的政治體系。朱元璋、朱棣都是極有能力的獨夫，對大臣很不尊敬，經常在朝廷上施行廷杖，而且變成明朝的制度。士大夫知識人動輒得咎，身為廟堂大臣，這麼有地位的人，脫了褲子就打，打得皮開肉綻的，這算什麼？實在是非常專制，非常專橫，最獨裁黑暗。如此黑暗專制的政權，怎麼到了晚明，會出現開放的社會文化現象？
明朝的皇帝，從正德、嘉靖，到萬歷、天啟，一百多年之間，除了張居正掌權的十年算是勵精圖治，皇帝基本上不管國家大事，甚至都不上朝。張居正死后，萬歷朝政一塌糊涂，皇帝什麼也不管，派系斗爭成了相互牽制，大家扯皮也有互相制衡的作用，使得獨裁政權根本無心管治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反而出現了開放的現象。
這裡引出幾個值得我們思考的歷史議題。第一，晚明江南經濟繁榮，生活富裕，文娛活動蓬勃，審美追求達到十分精致的高峰，但是政局紛亂，而且內部危機很多。江南的發展跟中國西北地區差距很大，非常不平衡，而且因兩極分化造成的階級沖突，愈演愈烈，到了明末天啟崇禎年間，就發生了民變，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民造反運動，加之北方滿清興起，內憂外患，終於導致最后政權的覆滅。但是，整體而言，政治的失誤不能否定江南之繁華，更不能否認江南人士的生活水准之高，物質享受之好，以及在文化藝術審美領域的輝煌成就。換言之，明朝覆滅，是因為政治軍事的失誤，影響的是政權的更迭。兵燹過處，生靈涂炭，造成一段時期的經濟破壞與停滯，也影響到文化藝術的持續發展。放在歷史的長河裡，晚明經濟繁榮、社會開放、文化充滿創意追求，不應該成為禍端，變成導致明朝覆滅的必然原因。清初學者痛定思痛，把明朝的崩潰歸咎為晚明的奢靡，是懲前毖后的自我批判，是道德主義的歷史評判，是簡化歷史因果，甚至顛倒因果的邏輯。
第二，文化藝術的發展，有其相對獨立的場域，雖然受到政局動蕩及經濟變動的影響，但審美追求所開拓的精神境界依然可以傳承，藝術創造的成果可以歷劫而重生。一旦在文化藝術上有所開創，並能蔚成風氣，形成典范，則可傳諸后世，形成傳統，晚明文化的重大意義在此。當時所創作的文學、戲曲，以及各種各樣藝術品在審美情趣上的成就，並不因明清易代的天翻地覆而消逝。昆曲的興盛即在晚明這個時期，而其繁盛的生命力可以跨越改朝換代的戕害與創傷，一直延續到乾嘉時期。我想大家可能看過《板橋雜記》這本書，余懷寫的，性質與張岱懺情的《自為墓志銘》十分相近，主要寫的是秦淮風月，給人一個感覺，是落拓文人的艷情文字，在國破家亡之際居然還懷想歌姬名妓的青樓風光。其實，余懷在晚年寫《板橋雜記》，真正揮之不去的記憶，是秦淮風月任情恣性的氛圍。余懷這個人也不是大家以為的情場浪子，而是有守有節的文化精英，是個君子固窮的明遺民，甚至參加過反清復明運動。余懷著作資料大量散失，隻有《板橋雜記》流通最廣，使人誤以為秦淮風月就是他唯一的生活行徑。近幾年因為學者的努力，有兩部搜集余懷著作的詩文集出版，一部是《余懷全集》，一部是《甲申集外十一種》，讓我們了解明末清初的一些文人，有其志向，有其政治操守，甚至投身危險的復國運動，但最關心的還是文化傳統與藝術追求，是他們經歷的浮華世界，是繁華所造就的審美境界。在清朝高壓統治下，他們暗地裡從事反清復明的遠動，同時卻可以公開懷念逝去的美好歲月、賞心悅目的詩酒風流以及千折百回、婉轉動聽的昆曲。我時常想，晚明昆曲的藝術追求，到了清代施行高壓統治與文化鉗制之時，仍然蓬勃發展，不是因為康雍乾三朝盛世的提倡，而是與這種緬懷故國的優越文化成就有關。
第三，清兵入關之后，施行軍事統治，雖說是繼承了明代的政治結構，奉中國文化傳統及儒家經典為正統，但為了保持政權的穩定，大興文字獄，對漢族文化進行了相當的摧殘。現在有許多人隻考慮政治層面，講康雍乾三朝如何拓展版圖，建立大清帝國，繁榮穩定，成就了大清盛世。很少探討清朝盛世大興文字獄，鉗制思想，為了政權的團結安定，戕害文化藝術生機。龔自珍在鴉片戰爭之前，寫《己亥雜詩》的時候，就總結出清朝思想文化的退化：“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他的觀察十分敏銳，有著詩人全景宏觀的直感，看到了晚明發展出來的文化藝術創新生機，在清朝運作有效的政治高壓下，一點一點一點被戕害掉，最后到了道光年間，已經沒有了文化創意。一個民族的文化，沒有創新的動機與意願，是沒有前景的，隻能日漸枯竭，最后瀕於僵死。表面上看，晚清的中華帝國好像還是一個大帝國，疆域遼闊，子民眾多，繼續聲稱繼承五千年文化傳統，其實已經像一棵蛀空的大樹，從內裡掏空了，隻剩下日漸凋萎的樹干，經不起任何風雨的摧殘。講明清歷史文化的發展，我們必須在心中放幾把不同的尺子，不能隻講短期的政治盛衰，不講長遠的文化藝術傳統。任何一個民族文化的發展，從人類文明的長遠角度著眼，都是文化藝術最能夠長存，社會生活的改善最得民心，而政治操作與管制都是短暫的。可是掌握權柄的政客卻從權力控制的角度思考，顛倒歷史意義的先后緩急。
這裡提出的歷史議題，可以幫助我們思考昆曲發展的歷史背景。昆曲是中國在舞台表演這個領域，藝術發展到巔峰的一種藝術形式，而這個藝術形式最輝煌的時期，就是從晚明到乾隆。或許有人問，已經到了清朝中葉了，昆曲還有其發展的生機，不是可以反駁康雍乾三代鉗制文化的說法嗎？其實，這也容易回答，因為文化藝術場域與政治不同，文化創意與藝術思維的時段很長，對一代人而言可以延續幾十年，而且可以逆著外界環境的壓力持續好幾代，不像政治那樣，說停就停。
我們可以拿清朝最有名而且是最優秀的昆曲作品，洪升的《長生殿》及孔尚任的《桃花扇》為例，說明文化創意的延續性，及其遭遇的政治干擾。這兩部戲曲，都在康熙年間寫成，《長生殿》寫成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桃花扇》寫成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前后相隔十一年。兩部戲都運用了歷史題材，訴說一些自我的感懷，追思前朝美好歲月的幻滅。這期間應該算是康熙盛世，是個和平穩定的時期，已經平定了三藩之亂，並在1683年收復了台灣，穩固了政權，纂修《大清一統志》、開《明史》館，康熙皇帝也開始南巡。改朝換代都已經過了半個世紀，政局也基本穩定了，發抒點故國的懷念與思古之幽情，應該是可以容忍的起碼創作自由，可是這兩部戲曲都遭到了很大的政治壓迫，難以擺脫以古諷今的指責，讓人心寒。由此，我們看到，在晚明發展的文化創新與藝術追求，在思想、文化、藝術和審美的領域，經過明清易代，經歷政權更迭，天翻地覆之后，還能有所延續，還能繼續在惡劣的政治高壓下煥發生機，出現《長生殿》與《桃花扇》，問題是，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的政治環境，晚明的自由開放還能持續多久？清朝前半葉為什麼還能夠讓昆曲繼續發展，甚至出現曹雪芹的《紅樓夢》，都是因為晚明余韻的延續，而不是清朝政治穩定局面的結果。借用孔尚任《桃花扇》的文字來說“余韻”，就是“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到了清代中葉，大興文字獄的時候，文人連殘山夢都做不成，連“舊境”都已經抹殺殆盡，都無法入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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