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們回頭來講晚明社會文化，探討經濟發展如何造成江南的富裕社會，如何影響社會風氣，思考當時人是如何面對社會轉型與文化開放的局面。明朝嘉靖版的《江陰縣志》（有1548年唐順之序）記當地風俗的變化：
國初時，民尚儉朴，三間五架，制甚狹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長衫，戴平頭巾。少者出游於市，見一華衣，市人怪而嘩之。燕會八簋，四人合坐為一席。折簡不盈幅。成化（1465-1487）以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室，麗裙豐膳，日以過求。既其衰也，維家之索，非前日比矣。
這裡講到明朝開國的時候，大家都穿素色的衣服，老人才穿紫花布長衫，戴平頭巾。看見有人穿華麗的衣服上街，大家都覺得很怪，議論紛紛。平常飲宴，四個人吃八個菜。到了成化年間，社會富裕了，有錢人都住上豪宅，穿起華麗的衣服，吃起大餐。從老派的道德規矩來講，如此奢華，就很難維系一個家，甚至維系這個社會了。
到了萬歷年間的《上元縣志》，是這樣記風俗的變化：
甚哉風俗之移人也。聞之長者，弘、正間（1488-1521）居官者，大率以廉儉自守，雖至極品，家無余資……嘉靖間（1522-1566）始有一二稍營囊橐為子孫計者，人猶其非笑之。至邇年來則大異矣。初試為縣令，即已置田宅盛輿，販金玉玩好，種種畢具。甚且以此被譴責，猶恬而不知怪。此其人與白畫攫金何異？
這裡擔心的是社會富裕之后，人人都想著聚集財富，當官的更是變本加厲，聚斂田產宅第與金銀珠寶，成了貪得無厭的蟊賊了。
這種因富裕繁華引發的貪婪，讓許多人憂心忡忡，萬歷年間的李樂，親身經歷這些變化，就在他的《見聞雜記》一書中記載下來，覺得是個“亂象”：
厭常喜新，去朴從艷，天下第一件不好事。此在富貴中人之家，且猶不可，況下此而賤役多年，分止衣布食蔬者乎？余鄉二三百裡內，自丁酉至丁未年（1537-1547），若輩皆好穿絲綢、湘羅，且色染大類婦人。余每見驚心駭目，必嘆曰：此亂象也。
讓他觸目驚心的，是社會上不分貴賤，什麼人都穿著高檔衣服，而且花花綠綠，男女莫辨。換成今天的說法就是，不管是窮是富，人人都提LV包，身穿阿瑪尼，足登普拉達，真是驚心動魄。
從嘉靖皇帝登基到萬歷初年，雖然文風日盛，但是社會風俗變得浮華，世風日下。以前的人即使富裕，也還節儉度日，而現在的人卻奢侈鋪張，甚至靠借貸度日，寅吃卯糧。
對於晚明社會繁華，漸趨奢靡的現象，也有人認為是好事，因為帶動了消費，使得社會財富流通，有助於經濟民生。陸楫（1515-1552）就明確提倡消費，並且提出，對一人一家而言，節儉是美德，但卻不適用於社會整體的經濟發展：
論治者，類欲禁奢，以為財節則民可與富也。……吾未見奢之足以貧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儉則一人或可免於貧﹔自一家言之，一家儉則一家或可免於貧。至於統計天下之勢則不然。治天下者，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將欲均天下而富之乎？
可見晚明富裕的結果，出現社會奢靡，也在士大夫圈內出現不同的聲音。社會富裕而漸趨奢靡的變化，是否直接導致文化與藝術的流變，當然不是幾句話說得清的。但是，因社會風尚的奢靡與物欲崇尚的普遍，造成生活習慣的改變，並因此講求細致的享受與品味，逐漸成為明末文人雅士的流行風尚，則是不爭的事實。
昆曲興起的社會背景，就是嘉靖萬歷年間社會富裕的環境。江南的文人雅士因富裕而有了閑情逸致，開始專注物欲享受的提升，追求審美品位的精致化。他們對戲曲發生興趣，甚至投身戲曲創作，填詞度曲，浸潤在昆曲的柔靡藝術境界之中，通過伶工與演員的實踐，結合了群體藝術心靈的追求與內化，才得以創造一個新的藝術境界，從感官享受轉到精神提升的認知體會，為文化與藝術開創了一片新天地。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晚明社會富裕只是昆曲勃興的背景，並不能充分解釋昆曲為什麼發生在蘇州，而不是濫觴於杭州或南京。士大夫文人雅士的閑情逸致如何轉化成投身昆曲創作，為什麼會把創作詩詞的精神轉到填曲編劇上面，如何把文學的意象構筑和拍曲的千回百轉結合起來？這些發展都不是歷史的必然，而涉及許多人聰明才智的匯集，以及特定歷史環境所累積的審美追求。不論如何，晚明社會文化出現了獨特的歷史轉折，是理解昆曲勃興的必要因素。過了差不多二百多年，到了清末，有個歷史感特別敏銳的龔自珍（1792-1841），對明代中葉之后的社會變化，做了與眾不同的評價：
俗士耳食，徒見明中葉氣運不振，以為衰世無足留意。其實，而時優伶之見聞，商賈之習氣，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躋者。不賢識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
批評大多數人只是人雲亦雲。其實，從文化長遠發展來看，歷史家必須從大處著眼，觀察到“優伶之見聞”與“商賈之氣習”有其特殊歷史意義，這是清朝的士大夫所不能企及的。
(鄭培凱，山東人，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耶魯大學、佩斯大學、台灣大學、台灣清華大學。現任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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