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1978年，我國經濟迎來了一個極其珍貴的“長發展周期”，亦即重要戰略機遇期。經過30多年的快速增長，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內生產總值（以下簡稱GDP）從1978年的3548億元（世界第15位）提升到2012年的51.9萬億元，躍居世界第二位。與此同時，我國進出口總額也躍居世界第二位，國家外匯儲備居世界首位，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大幅提升。在此偉大的歷史進程中，數以幾億計的人口從溫飽線下逐步走向小康生活乃至現代化生活。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艱巨任務，是如何繼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並且努力將這個“長發展周期”盡可能延長，既不要貽誤，也不要“揮霍”、“透支”。這就必須加強增長速度的調控管理，適時把握好經濟增長的快慢節奏，以應有的戰略勇氣和戰略定力，排除一切干擾，確保如期達到兩個“倍增”目標（即到2020年GDP和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及“兩個一百年”目標（即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2012年主動調低增速意欲何為？
數據表明，剛剛過去的10年(2003年至2012年)，我國綜合國力、經濟總量大幅提升，GDP年均增長率為11.2%，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了堅實基礎。令人關注的是，在率先走出國際金融危機肆虐陰影、贏得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大背景下，我國 “十二五”規劃則確定經濟增長目標為7%﹔與此相銜接，2012年初首次將年度GDP增長預期主動調減為7.5%，比上年（9.2%）降低1.7個百分點（實際執行結果7.8%）﹔2013年是新一屆政府的開局之年，全國人大第十二屆一次會議通過的GDP增長預期仍是7.5%左右，這雖然是一個指導性指標，而不是指令性指標，但反映了宏觀決策層反復權衡后形成的共識，決定著一系列政策思路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與此同時，我們還看到多年來常用的以“快”為標榜的一些表述語，比如“加快發展”、“快速增長”、“更快更好”、“又快又好”或“又好又快”等等都悄然隱去。關鍵詞檢索方法顯示，近兩年較為普遍的用語，已轉換成“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或“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等等，連頗有謹慎取向的“平穩較快增長”的提法也正在淡出。例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2012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化同步發展，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2013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則提出，“要切實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引導各方面把工作重心放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上，放到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上，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剛剛閉幕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明確提出，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凡此種種，是否都意味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長達30多年的“快”增長階段面臨終結？意味著要更加突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條主線，也就是說，將增長速度減慢一點，正是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加快一些？意味著我們必須學會並且適應讓中國經濟增長這趟特快列車漸漸地平緩下來？意味著以GDP增長尤其是“快”增長為取向的干部業績考核制度等等也面臨終結？……
這是一個真正的拐點，一個歷史性的轉折！而在“長發展周期”（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視野裡，接替而來的“較高速”（“准高速”、“次高速”、“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長階段依然至為關鍵，必須努力使之穩健延展，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要適時轉換“快”增長思維，將習慣於追求經濟增長速度之“快”轉換為著力追求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之“好”，以利於實現“更長時期、更高水平、更好質量的發展”。
鄧小平緣何全力推動快速增長？
速度，在戰略框架裡，從來都非同小可。GDP增長率或增長速度亦如此。
GDP增長率或增長速度，是一個綜合性指標，反映多重經濟關系乃至社會政治意義。對於遭受“文革”劫難、從積弱積貧起步的中國經濟而言，其增長速度的快慢更是不同尋常。
對經濟增長速度最具有戰略眼光或戰略自覺的，莫過於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他也是中國經濟“快”增長階段的最有力、最堅定的發動者和推動者。早在1984年6月30日，他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的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並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3頁）。1990年3月3日，在與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中，他又指出：“如果經濟發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難提高。人民現在為什麼擁護我們？就是這10年有發展，發展很明顯。假設我們有五年不發展，或者是低速度發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會發生什麼影響？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最根本的因素，還是經濟增長速度，而且要體現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來。人民看到穩定帶來的實在的好處，看到現行制度、政策的好處，這樣才能真正穩定下來。不論國際大氣候怎樣變化，隻要我們爭得了這一條，就穩如泰山”（同上，第354、355頁）。1992年，他在南方談話中，還高度評價改革開放初期頭五年（1980年至1984年）的“加速發展”，並由此強調指出“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有過高速發展時期，或若干高速發展階段”，“對於我們這樣發展中的大國來說，經濟要發展得快一點，不可能總是那麼平平靜靜、穩穩當當”，“看起來我們的發展，總是要在某一階段，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發現問題及時加以治理，爾后繼續前進”，“在今后的現代化建設長過程中，出現若干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夠辦到的”（同上，第377頁）。
據《鄧小平時代》的作者傅高義披露，“速度問題似乎一直是鄧小平的中心問題。他希望經濟盡可能快地增長，又要避免‘大躍進’的危險”（第447頁）。他甚至在更早時間（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1978年9月東北之行中），就論述了“速度”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不能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得更快，就無法証明我們的制度的優越性”（第228頁）。中國應該如何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首先要表現在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第356頁）。
正是從廣闊的國際視角、政治視角洞察到了經濟增長速度的重要性，鄧小平才頂住了黨內外在不同時期的一些質疑和非議，堅定不移地推進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比如1989年“六四”風波之后，經濟增長一度出現停滯，甚至有言論批評“增長太快引發通貨膨脹”以及“深圳特區搞得太快”等等，對此，他再度旗幟鮮明地重申，不加快國家的發展，共產黨的統治就會陷入危境（第616頁）。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夠快，經濟停滯就會變成政治問題（第618頁）。他還語重心長地對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灝說：“你們要搞快一點”（第623頁）。這幾乎是這位世紀老人最重要的政治囑托之一。從中，我們不難體會到伴隨著改革開放崎嶇歷程的逐次展開，不僅存在著姓“資”與姓“社”、姓“公”與姓“私”之間的爭議，同時還暗含著“快”與“慢”之間的歧見，其艱難曲折令人扼腕。
實踐証明，經濟增長的快慢問題，關乎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問題，關乎執政黨取信於民的問題，關乎政治穩定的問題，關乎中國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問題。30多年來，中國取得了世界上史無前例的增長率，特別是從1992年到1999年，平均每年經濟增長率超過10%，並直接帶動了隨后10多年（截至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快速增長。可以說，沒有如此一波接一波曠日持久的快速增長，不斷壯大了綜合國力，顯現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巨大活力和潛力，那麼，我國就不可能在2001年成功加入WTO，不可能相繼成功申辦並如期舉辦奧運會和世博會，也不可能為下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贏得時間和奠定基礎，更不可能躋身世界經濟大國的行列，大大擴展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因此，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能低估或偏廢乃至自我否定“速度”的意義，尤其是30多年經濟快速增長的意義。就總體而言，“快”增長階段是全體勤勞、智慧的中國人民靠艱苦奮斗干出來的，靠腳踏實地一步步邁出來的，盡管也必須承認我們為之付出了甚至還將繼續付出粗放增長的沉重代價。然而，從包容性發展理念來看，這或許正是任何發展中國家走向興盛與繁榮所不可避免的“成長的煩惱”和“崛起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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